当时公使团的团长是西班牙公使卡洛干公爵，他性格开朗，在中国待的时间最长，但当时已经六十七岁，缺乏热情，也无领导能力，而且视力极差。因此，公使团的实际领导人其实是英国公使窦纳乐（这也与英国的在华地位相称）。另外一位和他类似的是奥匈帝国的公使济坎伯爵，他和卡洛干一样，由于本国在中国无特别大的利益，因而对在中国的外交事务也不甚关心。济坎最大的乐趣就是收集各种鹿角，这个癖好在整个北京城都颇有名声。在英法等国在为争夺在中国的权益而四处奔忙的时候，这两位老资格的外交官却无所事事，乐得享受自己的生活。还有就是比利时公使姚士登，他也无甚大事，加上患有心脏病的缘故，在公使团中常常被忽略。

在各国纷纷更换自己的外交官时，意大利也调来了其在非洲的主力外交官、驻开罗的公使马蒂诺前来中国上任。可惜的是，马蒂诺毫不了解中国事务，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在1899年的“三门湾”事件（后叙）中犯下大错，为各国所笑，于是马蒂诺被灰溜溜的召回，接替他的是其当年在埃及的助手萨瓦戈侯爵。在公使团里，萨瓦戈得到的评价不高，很多写庚子年事件的英美作家常常将他忽略，或者是被这样描述：“意大利公使大部分时间都坐在一个长椅子上，和他漂亮的妻子聊天。他是使馆唯一一个仍然穿着正式服装就餐的人”。

荷兰公使诺贝尔，是个胆子极小的人，他在庚子年被围攻的日子里一直躲在使馆唯一的地下室里没有出来，当时被公使团的人讽刺为“围馆事件中的隐居人”，西班牙公使卡洛干一抓住机会便要讽刺他一番。令人吃惊的是，诺贝尔虽然为人怯懦，但却是个欺负老婆的好手，他的夫人是法国人，“长得丑，不太优雅，爱传闲话，本来应该是挺有意思的人，可是他的丈夫对她太不好了，欺负她到了让人吃惊的地步”。也许是报应，在使馆被解围的时候，诺贝尔走出地窖，便被一颗流弹击中大腿——这也是围困时期唯一受伤的在华外交官。

美国公使康格是个陆军少校，他是一个典型的军人，与人打交道时态度生硬，他的出身、性格等方面倒是和法国公使毕盛颇为投缘，两人关系也比较好。最让人啼笑皆非是，康格对欧洲的种种礼节极为羡慕又无知，有一次毕盛向他介绍一位新来的三等秘书，此人的姓为公爵（de Duc），康格以为此人是公爵身份，非要坚持让这个年轻人坐主宾席，一时被公使团传为笑柄。

另外需要介绍两个特殊的公使，他们和这些欧美的外交官看起来格格不入，完全像是局外人。这第一位是日本公使西德五郎，这些日本外交官不喜欢和欧美人打交道，尽管见面的时候满脸堆笑，但总是让人感觉相距千里，讳莫如深。另外一位被孤立的外国公使是俄国公使格尔思，也许是因为他与李鸿章具有私人交往的渠道并拥有较其他外交官更多是消息来源，因而格尔思被公使团的人认为是间谍和两面派，“人们都不喜欢他，因为他看上去就是一副虚伪和奸诈的样子”。格尔思的夫人“倒很贤惠，但很少露面，他们有个二十来岁的女儿，她是个灾星，其貌不扬而且充满恶意。”

私下里，很多外交官夫妇都很刻薄称格尔思小姐是个“丑丫头”或“父母的错误”，意大利公使萨瓦戈还特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某日在公使团的网球场上，英国使馆里的一位秘书夫人带着新生儿在旁观看，后因牛奶不够了，孩子开始大吵大闹。萨瓦戈主动带着她和孩子去临近使馆要点食物。他们来到最近的俄使馆，格尔思小姐听说来意后，立即开始了煞有介事的谈判”，萨瓦戈回忆说：“孩子母亲不过是要个熟鸡蛋，而格尔思小姐既不愿意接受以一罐沙丁鱼来换，也不要牛排调汁，却坚持要法国的鹅干酱”。萨瓦戈大怒，便立即带着孩子母亲离开俄使馆到法国公使毕盛处寻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