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荒唐的是，意大利公使萨瓦戈却利用觐见皇帝的时候玩弄小动作，甚至以此为外交的重大突破。1899年6月，萨瓦戈前去向光绪皇帝递交国书，按礼节，外国的国书应该放在御案上，但萨瓦戈却有意伸长胳膊，将国书递到御案上方，并特意看了皇帝一眼。光绪犹豫了一下，随之一笑，伸出手接过国书，庆亲王急忙跨上一步，但这时已经迟了。回去后，萨瓦戈见人就吹嘘自己是第一个将国书直接交给皇帝的人，而那些外国公使们竟然还为此来向萨瓦戈庆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外交上的胜利。

使馆里的外交官和夫人们大都厌恶在北京的生活，在他们眼里，北京简直就是一场恶梦。意大利公使萨瓦戈是这样描述当时生活的：“北京，真可怕！举步维艰的街道，没有电灯，奇冷的严冬和闷热的酷暑。更重要的是，尾大不掉、散发着腐烂气味而且充满敌意的王朝，不仅外国人对它信不过，甚至连它自己的臣仆都怀有异心。在北京，时间过得很慢，百无聊赖。使团的夫人们传完了闲话，避开凋零破败的首都，到灰尘满天的郊区去野餐几次，到极少几个可以旅游的地方转转，然后就是从一家的客厅转到另一家的客厅，除此之外，这个城市还能提供什么呢？”

在每一次的茶会上，外交官的夫人们总是在抱怨北京的生活，她们的愿望便是早点离开中国，德国公使海靖的夫人对北京的生活尤为深恶痛绝，即使像搜购古董这样有趣的活动在她眼里也成了“与泥土和恶臭搏斗的探险”，随后而来的克林德夫人则是这样描述中国士兵的：“（这些人）前呼后拥，吵吵嚷嚷，推推搡搡。这些乌合之众就是中国人称之为‘军人’和‘警察’的货色，魔鬼般的模样，浑身臭不可闻”。（25）

在这种情绪之下，中外之间的沟通自然很成问题。即使在外国公使之间，他们也是矛盾重重。意大利公使萨瓦戈后来的笔记清楚的记载了他们之间的不信任:当时英国人担心德国人，而所有的人又担心俄国人；当德国人向清廷强烈施压的时候，英国人又担心会削弱他们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在德国侵占胶州湾的时候，英国甚至认为这是在对自己宣战，因为当时英国自认为是中国的保护人，当时英国公使窦纳乐及夫人与德国公使海靖及夫人甚至互不理睬；意大利人也曾公开指责俄国人在搞阴谋，而且是与中国人勾结好了的；法国公使毕盛也认为“俄国朋友的行为很可疑”，但英国人又对此表示平静，因此其他国家的公使都认为，俄国沙皇和英国女皇是亲戚，他们之间可能达到了某种谅解，由他们来瓜分中国而不许其他国家参与。

值得一提的是另外两位使馆外的重要人物，一个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另一位是法国主教樊国梁，这两个人都在中国呆了很长时间，在中国的经验远比那些外交官要丰富得多，但在庚子年的那次事件中，他们不但没有在当时的中外交流和沟通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令人遗憾的是，樊国梁主教甚至起到了火上浇油的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