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萨瓦戈等人来到车站后，却发现本应该正点到达的洋兵们踪迹全无。令他们感到不妙的是，当时的电报线已经被掐断，火车也已停开，而且有清军在车站附近驻扎。据萨瓦戈的记载：“快11点的时候，一个沿着铁路跑过来的中国护路工告诉车站站长，联军军队在20公里以外的铁路被破坏的地方停了下来”。萨瓦戈见车站停着三个火车头，便想用其中的一个去接他们，一个美国火车司机愿意去开车，但当他们把四节车厢接上了火车头、一切准备妥当的时候，那个火车司机开始犹豫，说没有司炉工的帮助他没法去。于是萨瓦戈便从他带来的四个水兵中挑选了一个给他当司炉，但那个美国人又说火车头坏了，车站站长小声的告诉萨瓦戈说：“这个火车司机喝醉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加上一点消息也没有，萨瓦戈终于等得不耐烦了，他随后让使馆的中国员工和马车留下继续等待，而自己带着四个水兵及另一个使馆人员返回。据萨瓦戈的记载，他正要动身的时候，日本书记官杉山彬过来请他告诉日本使馆，说他要在这里再等几个小时，可能要晚些时候才能回到城内。大概两点左右，萨瓦戈回到了使馆区，他在路过日本使馆的时候，将杉山彬的话传给了其中的一位秘书。但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三点钟左右，一个中国仆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说日本使馆的书记官被义和团杀了。”

萨瓦戈这时想起了他们在回来路上有惊无险的一幕：当他们的马车穿过董福祥甘军的防线时，曾被清兵喝令他们停下，所幸驾车的中国马夫非常灵活，他见势不妙，赶紧将马车赶入田野，绕了好大一圈才躲过了甘军的骚扰。当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据《西巡回銮始末记》中《日使署书记生杉山彬遇害记》一文的记载：“十三日（6月9日），董军由南苑陆续拔队起程。十五日（6月11日），入永定门。其时各国使署因见事急，已由天津檄调洋兵进京保护。适是日日使署书记生杉山彬乘车出城迎视，遂与相遇于途。董军见之，喝问：‘何人？’杉山彬据实以告。各兵哗然曰：‘既系书记生，官阶藐小可知，乃敢僭坐红帷拖车乎？’即提其耳下车。杉山彬见势不妙，乃婉言相告曰：‘僭越之罪，诚不敢辞，愿见大帅以谢。’各兵又大哗曰：‘吾大帅乃天上人，岂汝倭子所能见！’杉山彬曰：‘然则当请大帅至敝使署，由敝公使谢罪，如何？’言及此，及营官不待其辞之毕，已抽刀向前，直刺其腹。杉山彬遂死。”

事后，很多公使都怀疑清廷有杀害公使的预谋，但从真实的历史来看，这似乎是甘军士兵军纪失控、任意所为的偶然事件。董福祥的甘军一贯排外，人尽皆知，而且其纪律败坏，也是不争的事实。杉山彬被杀后，其尸体遭到了残忍的对待，据称头和四肢皆被砍断，这似乎反映出甲午战败后中日之间的仇视情绪。但无论如何，这种杀害外交人员的野蛮暴行都应该予以严厉的谴责，断不可以冠之以“爱国”之名义，更不可搪塞以“爱国主义”即可免责。就事论事，当时已经通行世界的外交豁免权不用多说，即便中国也有“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传统，甘军的残暴行为实在是应该严厉谴责的。

事件发生后，清廷在6月13日的上谕中称：“十五日永定门外，有日本书记官杉山彬被匪徒杀害之事，闻之实深惋惜。邻国客卿，本应随时保护，今匪徒蜂起，尤宜加意严防。迭经谕令各地方官，着派巡缉密为保护，奚止三令五申！乃辇毂之地，竟有日本书记被害之事！该地方文武，既不预为防范，凶犯亦未拿获，实属不成事体！着各该衙门上紧勒限严拿凶犯，务获尽法惩治。倘逾限不获，定行严加惩处”。

但《西巡回銮始末记》中却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说慈禧太后将董福祥招来痛责并欲派员查办，董福祥力辩其无，并说：“即果有之，斩奴才无妨，如斩甘军一人，定然生变。”慈禧太后听后，“默然良久”。董福祥后来去端王府，载漪“抚其背，并伸拇指而赞美之曰：‘汝真好汉！各大帅能尽如尔胆量，洋人不足平矣！’”从这段可以看出，当时的清廷不仅失去了对洋人和义和拳的控制，连资以保护的甘军也有失控之嫌，不然慈禧太后何以“默然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