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辩论达6个小时之后，公使们达成一致意见并各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内容基本一致的照会，要求明日上午9点在总理衙门与大臣会晤，并主张中方提供足够的车辆和派出几位大臣亲自陪同护送到天津。但是，德国公使克林德的照会和其他公使的内容有一处不同---克林德在照会中明确声称，不管中方答复与否，明日上午9点他将到总理衙门；而其他公使则只是提出希望中方尽快答复。

事实上，公使们也应该知道，他们要求中方在次日上午9点前答复的要求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的照会是在晚上才发出的。按中国的习惯，当时总理衙门的高级官员不可能在署，也不可能有时间向紫禁城里汇报。因此，后来指责清廷有预谋的杀死克林德，这显然是子虚乌有之事。

6月20日早上8点，公使们再次聚集开会，但他们等到9点的时候，正如上面所说的，总理衙门仍旧没有任何反应。在紧张的压力下，部分公使的情绪开始失控，他们大骂中方这是在有意刁难外交官。英国公使窦纳乐在后来的报告中说：“到了9点半还没有答复，大部分公使认为我们应该继续在使馆里等待。如果没有答复就贸然前往，坐在总理衙门等着大臣们召见有损我们的尊严。此时，克林德这个爱激动、性情暴躁的人，一拳砸在桌上说：‘我去衙门坐等，即使坐上一夜，也要把他们等来’。俄国公使格尔思建议大家一起去，而且要有武装护卫。克林德说：‘没有什么危险，昨天和前天我派我的翻译出去过，他一点也没有收到骚扰’。格尔思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派翻译先去跑一趟探探消息呢？’克林德说：‘好主意，就派他去’”。意大利公使萨瓦戈也有类似的记载。

但不知道为什么，克林德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要亲自前往---也许是他觉得自己话已经说出去了，不去的话会很丢面子（或许他也深知“面子”在中国的重要性）---于是他回到德国使馆后吩咐准备两顶礼轿（一顶猩红色的，一顶绿色绒布的，以显示外交官的地位），他和翻译柯士达各乘一顶，带着两名护卫，出发了。

据柯士达的说法，说他们的轿子在路经哈德门大街的时候，轻轻的擦到一辆满载清军的大车上，一个清军士兵便举起枪，向礼轿窗子不到1米的地方对着克林德头部开了一枪，克林德立刻咽气了，轿夫们吓得四散逃命。在混乱中，柯士达也腿部受伤，他挣扎着走到一家美国教会那才捡回了一条性命。

从柯士达的描述来看，他试图把这个事件说成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但在他的描述中漏洞是很多的---如果真是有预谋的话，何以解释他自己腿部受伤却能逃脱这次杀身之祸？也许柯士达意识到在混乱没有顾及公使克林德而独自逃走是一种可耻的行为而有意想掩饰些什么。据其他方面的记载，一家在上海发行的德文报纸刊登了一位当时在北京的中国人的日记，据他的描述，当克林德路过哈德门大街比利时使馆附近时，克林德的护卫人员手枪失火，比利时使馆卫队以为是清军开枪，于是也开枪射击，随后清军反击；在各方惊慌失措而混乱的枪击中，克林德被击中了。

《西巡回銮始末记》中的记载和这个大同小异，但认为走火的那枪是克林德本人所携带的手枪发出来的，这才引起了比利时卫队“蜂拥赶出，开门放枪”，于是清军“还枪轰击，枪弹横飞之际，轿中人已中其一，盖即德使克林德也。其翻译官某见之，恐甚，急即舍轿而奔，入附近某教堂暂避”。

《庚子大事记》中说，“公使先在轿中开手枪，恩海让过乱弹，即发一枪，枪声响处，轿夫弃轿逃散。恩海至轿前拖出公使，已气息奄奄”。这个恩海便是当时在哈德门大街巡逻的清兵小队长，柯士达说杀克林德的就是他。事发后，恩海一边派人去向上级报告，一边亲自守卫克林德的尸首，在这过程中，他顺手牵羊的拿走了克林德的银怀表。八国联军攻下北京后，他因为将此块怀表在当铺当出，结果被顺藤摸瓜的抓到，后来被德国军队亲自处决。

最奇特的是，在当时中外信息中断的情况下，一家英国的报纸在4天前便报道了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的“假”新闻，这就不得不佩服这位记着未卜先知的超前能力了。不过话说回来，在当时的紧张混乱情况下，发生公使被戕事件似乎也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