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陵传信录》中，恽毓鼎提到在17日的会议中，慈禧太后拿出一份洋人的照会，据说是江苏粮道罗嘉杰辗转送来的一份密报，其中洋人提出四条要求：一是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是代收各省钱粮；三是代掌天下兵权；四是勒令皇太后归政。慈禧太后隐瞒了第四条，但前三条已足以激起了满族亲贵们的义愤，使得会议转向了决战的一边。

关于这个照会的真假问题，史学家的争论很多，但细细推敲，漏洞太多，不足为信。事实上，这个照会只需要拿到使馆去对质便可真相大白，洋人断不可能提出如此要求。不管这个照会的有无真假，在17日的会议结束后，慈禧太后派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及立山去使馆，要求各国公使不得调兵来北京城，兵来就等于决裂。由此可见，这两天的会议并没有对上述两个问题做出最后决断，慈禧太后似乎还在继续观察局势的发展。

事实上，两次御前会议所争论的观点大体上可以总结如下：刚毅、载漪等人认为义和拳是“良民”、“朝廷赤子”，反洋反教是“自卫身家”；“剿拳民则失众心”， “一意剿击”会“激之生变，铤而走险，势所必然”，“不如抚而用之”；反对者则强调，义和团“名为忠义，实则叛乱”，“实系会匪，断非良民”，“乃借闹教而作乱，专为国家挑衅”；如果姑息宽容，就会养痈贻患，一旦蔓延，将难以收拾；最好的办法便是“先清内匪，再退外兵”，只有自己赶快剿灭义和团，“乃可免洋兵助剿”。

真正让慈禧太后下决心与洋人决裂的不是洋人的假照会，而是来自直隶总督裕禄发自天津的报告。裕禄在6月17日上午六时接到洋人一份迟到的最后通牒，要求在17日凌晨二时将大沽口炮台交出（换句话说，通牒到达之前战争已经开始了，后叙）。考虑到当时电报通讯中断，裕禄的报告应该在18日或者更晚些到达慈禧太后那里，因为18日慈禧太后第三次召开御前会议的时候，仍旧没有对是否决裂做出决断，但到了19 日的第四次御前会议上，慈禧太后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这无疑与天津方面的变故相关。

作为对洋人最后通牒的外交反应，慈禧太后令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索占大沽“显系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并要求各国公使和使馆人员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北京。这个照会总共有12份，分别由总理衙门在19日下午送交十一国公使，另一份则是单独送给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这个照会实际上是要将外国公使和使馆人员全部驱逐出境，但考虑到洋人在天津的无理要求，清廷的反应也不算过分，何况清廷当时的借口（或说是理由）是京城局势混乱，难以进行周全的保护，这似乎也有甩包袱、避免洋兵入京的考虑。

公使们接到这份同样类似“最后通牒”的照会后，不免也陷入了慌乱当中。由于他们对天津的事情一无所知，公使们对总理衙门“最后通牒”的第一个反应，便是“谴责军人的愚蠢行动，向中国政府提交最后通牒的决定应该由外交官来做出，而不是军人”。

埋怨归埋怨，如何处理清廷提出的要求才是公使们最紧迫也是最为头疼的问题。当晚，各国公使们再度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大家在愤怒、绝望和恐惧中相互指责，荷兰公使诺贝尔居然在会议上哭了起来。最终，公使们决定接受“最后通牒”，但要求延长期限，理由是一天时间无法准备好足够的车辆?。当然，他们也可能是希望西摩尔联军能够在第二天的清晨如奇迹般的出现在他们面前，殊不知此时的西摩尔联军早已放弃了进军北京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