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语言，语言里包容着那么多文化观念、习惯规范、集体无意识，以至西方有论者认为人类并不是语言的主宰，恰恰相反，语言才是人类的主宰。他们认为语言才是人类的上帝或者恶魔，是人类的异化的最根本的来源。韩书中也有类似的观点阐发，独辟蹊径，很透彻很发人深省也多少有些骇人听闻。这种论点来自已经不十分新鲜的西方语言学新理论。韩书使这种理论与马桥的生活经验相结合，倒也有新意。我个人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我觉得它有点因果倒置，危言耸听，深刻与片面都十分了得。例如韩书中关于无名与女权的议论，它是有趣的却不是绝对的和一定经得住推敲的。中国乃至人类文化传统对自己特别敬畏的东西也是不敢命名的，如称上帝为“他”，称领袖为“老人家”，称总经理总工程师为“总儿”，称高官为“座”。避“讳”，是一种共有的同时又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再如韩书中议论中国人善于给吃的行为的方方面面命名而不善于给性行为命名，留下了人类自我认识的一个黑洞，甚至以“云雨”为不善命名的例子。这值得深思，却也难以令人全部信服。不论是古典文学还是民间文学，对于性事所使用的词汇之丰富，恐怕是难以否定的，隐蔽一些的名词，如云雨，如狎（《聊斋》上喜用这个词，而有些译本将“与之狎”译之为“与她性交”，令人难受），如欢或男欢女爱，如鱼水，如破瓜，如胶漆，如春情，如恩爱，如生米成了熟饭，如周立波激赏过的“作一个吕字”……尤其是云雨，怎么能说“云雨”是语言的贫乏而不是语言的丰富和美丽呢？这些含蓄的词恐怕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性事的乐趣与美丽。何况中国也有大量的涉性的直露、野性乃至粗暴的语词，为了清洁和不污染，这里就不列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