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之外的莫言话题

我们很少通电话——除非有事要谈。记得，偶然通电话时，他常常劝我写写家族史。我说我不能，因为多年来让我梦里也相思的东西，是劳改队褴褛的衣衫，是一条茫茫的驿路。

生活坐标和生活经历的不同，决定了各人笔墨驰骋的领域。可以这么说，从莫言发表《透明的红萝卜》开始，特别是他的《红高粱》问世之后，我就觉察出这是一匹挣脱了笼头的野马。基于这种认知，除了我激动地写下《五老峰下荡轻舟》，对莫言的告别文学惯式、另辟蹊径的艺术之勇表示赞美之外，他的处女作集是我主持一家出版社工作时，责令编辑迅速组稿并发稿的。当时，进入那套“文学新星丛书”的青年作家有四十多位，历经十多年时间的磨砺和检验，依然光束不灭的究竟还有几何？莫言不仅是长生的一个，而且作品越来越耐读。当然在其洋洋洒洒的笔锋下，偶然也分娩畸形胎儿，但在总体上是硬硬的干货。在良莠不齐、草苗争长的文苑，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奇迹。他的作品中，第一没有新新人类“宝贝”式的无病呻吟，第二不离开中国土地的原色。这个在斑斑杂色的文学路上的长跑者，心中百无禁忌，进入文学竞技的最佳状态。这是其一。其二，莫言的文风里比过去的野性又多了许多幽默的色彩，这是他过去的文字里所没有的。

读他近期的作品，在暗自窃笑之际，不禁使我想起我们在台北图书馆，与台湾地区同行们共议21世纪文学命题的日子。当莫言走上讲坛，宣读他的讲稿时，有别于其他作家发言的是，他似乎不是在讲演，而是向在场的听众发出一连串的提问，加上他那张喜笑颜开的脸，使全场笑声不绝于耳。这个山东高密小子，不仅文字里多了幽默的润滑剂，连人也不是20世纪80年代的小莫了。他越来越像个非作家的平民百姓，既不作高深的哲理思考状，更睥视故作深沉的假道学。如果硬是把学院派作家与生活源的作家分开的话，他理所当然地属于后者。

之所以如此，在于童年生活、高密田园对他的影响太深远了。如他笔下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包括《天堂蒜薹之歌》在内，都深深地刻写下家乡田园对他的影响。尽管他对我说，这是他的伪家族史，其创意之源泉也正孕育于其乡野的田垄之中。近时读报，见莫言的文学触角又伸向了话剧，说是要搞出莎士比亚《奥赛罗》式的《霸王别姬》来，我不知这只是宣言，还是要付诸行动，抑或是受他友人张艺谋的影响。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受自我的艺术局限，无论他是多么伟大的天才，也无法挣脱自身艺术的制约。张艺谋《图兰朵》的艺术实践，尽管各种媒体给予极大的热情，我仍然认为它是无法与《红高粱》的精湛相媲美的，一个半生不熟的夹生货。莫言要尝试一下这种艺术表现，只能让我感到其勇气可喜可嘉，但不会有预期的收获。孰真孰假，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本想勾勒一幅莫言肖像草图，没想到一发而不可收。电脑告诉我已然超过四千字了，就此住笔。我最后的几句尾语是：莫言是个好人，绝不是随风摇摆的“狗尾巴草”；是中国文坛的一个奇才，如果能在野虎出笼的狂奔中加上一点自审自识，未来的年代必将有惊雷般的佳作撼动世界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