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莫言何镇邦

我同莫言第一次比较深入的交谈是在十三年前，即1987年深秋时节，在井冈山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研讨会上。那次会议是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与江西省文联共同主办的，与会者数十人，会期也较长，约有一周。故除了开会外，还有游览以及自由交流的时间。当时的莫言，刚因“红高粱”系列引起轰动，照说正处于踌躇满志的时候，可是在那个会上，莫言却处处以低调的姿态出现，发言是低调的，说得很短，具体说些什么也记不清了，会下也很少同人交流。后来我问他，他说在军艺读完书后，回到总参，总参又不设创作室，所以他的处境并不是多好。他想继续上学。恰好当时我在筹谋着同北京师范大学一起举办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我把这个打算告诉他，他听了很高兴，说如果这个班办起来，一定要告诉他，他准备来读研究生班。

翌年春天，我们果然筹划着举办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事。我及时把这个信息告诉莫言，他果然很快地报了名。到了秋天，他就成为这个研究生班预备班的一名学员来到鲁迅文学院上学了。

莫言当时已是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他到鲁迅文学院的这个刚刚创办的研究生班上学，在某种程度上给这个班增添了光彩。记得在当时给国家教委有关部门的关于对一部分虽然不具备大本学历但创作成绩优异的青年作家破格录取进入研究生班的报告中就以莫言领衔，提到“莫言等青年作家”云云，可见莫言的知名度和影响。唯其如此，我不是把莫言看做我的学生而是作为朋友看待的，但莫言却不想当特殊学员。他同这个研究生班个别有点小名气的作家不一样，不像他们处处要显出自己的“份儿”来，而是老老实实地当好学员。平常，他总是按要求上课听课，完成应该完成的创作作业。1990年春天，他因家中有事请假回山东高密，大概由于家事未曾料理好，多耽搁了些时日，假期一超再超。而按我们的规定一门学位课如果因病因事超过三分之一的课时未能上课时，就取消学生参加这门学位课考试的资格。而一门学位课没有成绩，是不能获得毕业文凭的，更谈不上撰写硕士学位论文参加答辩了。当莫言请假的时间接近一门学位课三分之一的课时的时候，我让他的同学给他捎了信，他得知后立即赶回北京，不仅作了口头的检讨，还写了书面的检查。我们当然谅解了他，让他继续听课。1991年春，他顺利地修满了应修的学位课和专题课，获得足够的学分，领取了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毕业文凭。后来，他又顺利地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获得文学硕士的学位。从这件事看来，莫言并未把自己当成特殊学员，唯其如此，他较好地完成了研究生班的学业。这对于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无疑是个很有用处的加油站。

莫言从研究生班毕业后，又回到他在总参的原单位。我同他之间的联系时断时续，可以说并不密切。记得有一次，他和刘震云等几个同学在《现代文学》课上写的读书笔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刊出后，稿费寄到了我处。我电话中征询他们处理的意见，他们都说把它吃了吧。于是我把他约到鲁院附近一家火锅店吃涮锅。莫言说得颇高兴，大说便宜好吃，还说以后再约齐到鲁院附近这家火锅店吃火锅。说是这么说，真约到一块儿就很不容易。后来，偶尔在一些会上见到他，打个招呼作罢，也没时间细聊。后来又听说他为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写了一大摞检查，检查得胃病又犯上了，还有一些人揪住不放。后来又听说他把女儿接来北京上中学，从来不迈入北京地界的夫人也随军了。于是在北京安下了家，有了家，大概胃病就不犯了吧。后来又听说他转业去了《中国检察报》，终于有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大概是前年的夏天，我家乡《海峡》杂志的执行主编叶恩忠同志来京组稿，想见一见我在京的一些学生，记得约了刘震云、余华、莫言等，还有刘恒和王朔。莫言接到我邀请的电话时，答应得很痛快，而且最早到达约定的地方，记得他和刘震云还狠狠挖苦了一下迟到的余华。此后，我同莫言之间的联系又多了起来。譬如请他为“名家侧影”的从维熙专辑撰稿，请他为童庆炳教授的《创作美学》一书约几个当年听过课的同学联合作序，等等，他均答应得很痛快，而且总是第一个把稿子寄过来或传过来。由此，我看出莫言还是很看重师生情谊的，虽然我不敢贸然把他看做我的学生，他还是认我这个老师的。这也许正是我在鲁迅文学院从事文学教育工作十几年，为一批青年作家的成长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后得到的唯一的回报和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