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辉：这段时间，我对模糊性琢磨得比较多。莫言自己也谈到了模糊性。现在有不少理论文章提到了文学的模糊性，这还仅仅是从文学作品本身的模糊性谈起，实际上还应该更拉开视野去认识。数学上出现模糊数学，是因为有许多事物无法用精确的数学语言表达。也就是说，世界上存在着能用精确的数学语言来表述的事物，也存在着模糊得只能用模糊数学语言表达的事物。如果硬要用精确表述模糊，反而失其真了。模糊数学对事物进行的是模糊概括、模糊描述、模糊把握。我觉得要谈文学的模糊，首先要从生活本身的模糊谈起，生活中的某些模糊性，决定了某些文学作品的模糊性。比如肖像描写，你把每根头发、每颗牙齿都进行了精确描绘，给人的印象也不一定清楚。中国的白描手法有时仅用几笔，如“高个子、无胡须”，反而给人一个较清晰的印象。除了生活本身的模糊外，还有人本身的模糊——思维过程的模糊。作家把握生活是一种总体上的感觉，不可能一二三四地几条就列出来了。感觉到的生活是模糊的。构思呢？构思也是模糊的。郑板桥说有三种竹子：眼中之竹——这是生活中的模糊；心中之竹——画家思维中的模糊；笔下之竹——作品中的模糊。这样比喻显得有点勉强，但郑板桥说这三种竹子是不同的，每一种竹子都有自己的模糊性和精确性。生活反映到作家的头脑中，再变成文字，基本上都是模糊语言，很少有精确语言。再就是欣赏的模糊。作品模糊性越强，读者再创作的余地就越大。像《红楼梦》，不同的读者就有不同的感受，同一读者在不同时期不同情绪下读它，也会有不同的感受。这就是《红楼梦》百看不厌的原因。

莫言：生活中原本就有的模糊、含蓄，决定了文艺作品的朦胧美。我觉得朦胧美在我们中国是有传统的，像李商隐的诗，这种朦胧美是不是中国的蓬松潇洒的哲学在文艺作品中的表现呢？文艺作品能写得像水中月镜中花一样，是一个很高的美学境界。作品应与生活有一段距离。我看鲁迅先生的《铸剑》时，就觉得那里边有老庄的那种潇洒旷达、空灵飘逸的灵气。站得很高很远地观察生活，也许可以逃避很多困难。

李本深：从某种意义上来理解，功利主义和非功利主义与写实、写意的问题有相通之处，《透明的红萝卜》写意成分很浓，追求一种空灵意境，有点神秘气氛，也无可非议。但我同时觉得，这种追求不能过了头，不能为追求神秘气氛造成玄虚。“妙不可言”固然很好，但我觉得要是“妙而可言”是不是更好一些呢？作者有意掩藏自己的意图，也不能隔着太多层次，还是要适当考虑艺术效果，适当考虑可读性。

金辉：莫言的作品还是有可读性的。至少从语言上还是可读的。长期以来，我们的读者也养成了一个欣赏习惯，看完一篇作品，总想很轻松地一下抓住主题。

莫言：其实我在写这篇小说时，并没有想到要谴责什么，也不想有意识地去歌颂什么。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哪怕是一个孩子的内心世界，也是非常复杂的。这种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就决定了人的复杂性。人是无法归类的。善跟恶、美跟丑总是对立统一地存在于一切个体中的，不过比例不同罢了。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同一事物，往往得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

我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已经听老师讲过很多课，构思时挺省劲的，写作时没有什么顾忌。我跟几个同学讲过，有一天凌晨，我梦见一块红萝卜地，阳光灿烂，照着萝卜地里一个弯腰劳动的老头儿；又来了一个手持鱼叉的姑娘，她叉出一个红萝卜，举起来，迎着阳光走去。红萝卜在阳光下闪烁着奇异的光彩。我觉得这个场面特别美，很像一段电影。那种色彩、那种神秘的情调，使我感到很振奋。其他的人物、情节都是由此发酵出来的。当然，这是调动了我的生活积累，不足的部分可以用想象来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