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员同志，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我不是检查员，”帕维尔很快地说，“我在下面的档案处工作。”他向前弓了一下身，用手指擦了擦巴别尔的文件夹上的绿色纸板。一条粉红色缎带打了个优美的结，绑住了文件夹。“其实，”他补充说，“我以前是个老师，信不信由您。我教的就是您写的小说。”

“我写的小说。”

“《红色骑兵军》里的。”那时候是允许教这些小说的，帕维尔心想。那时候这样的教学是可以接受的，是安全的。“还有一些您后期的作品。《吉·德·莫泊桑》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巴别尔的小说他可是百读不厌，开篇的几句又浮现在帕维尔的脑海中：

1916年冬天，不名一文的我带着一张假护照来到了圣彼得堡。阿里克谢·卡赞彻夫，一位俄国文学教师，把我带到了他的家中。

俄国文学教师——这里边的讽刺意味刺痛了他。

巴别尔眯斜着眼睛看着那本绿色的文件夹，一副呆滞而又有点茫然不解的神情，好像帕维尔用巧妙的戏法凭空把它从哪儿变出来一样。接着他的眼睛又变得空洞了。

“我能不能问问，”巴别尔终于说道，“今天是星期几？”

“星期二。”

“现在是六月吗？”

“七月。”

“就已经是——”至少帕维尔觉得他听见巴别尔这么说的。已经是了。自从巴别尔被捕，自从在黎明时分那辆习惯不做任何标记的汽车穿过巨大的黑门，载着他驶入楼下的院子，才过了两个月不到。是否他已经失去了对时间的把握呢？又或者，帕维尔猜想，巴别尔纯粹只是不形于色的震惊，震惊于他会如此迅速、如此完全地被打倒，震惊于他在短短两个月里会变成一个被击垮的、畏缩的、只剩一具空壳的男人，现在坐在这间几乎被人遗弃的办公室里。帕维尔记得他刚来卢比扬卡的头几个月，同样也是残酷的体验，只不过把他的经历和巴别尔的相提并论有点大不敬。他所经受的折磨连巴别尔的十分之一都还不到：每天都没有觉睡，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有的只是威胁和殴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