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维尔转过身，喉咙里升起了一声抽噎，他没来得及压住，就发出声音来了。有一阵子他心里满是一股把电茶炊扫在地上、把他的空茶杯和锡茶壶打飞的欲望——这个冲动如此强烈，帕维尔必须紧紧抓着自己的手，用力控制住它们。

“他们不应该把您的眼镜拿走。”他平静地说。

我读完这本书，下了床。雾气逼近了窗户，整个世界被隐藏了。一种能发现某种重要真理的预感轻轻地用手指触碰我，我的心抽紧了。

隐藏的世界，帕维尔心不在焉地想着。就是这间办公室，这个监狱。他希望自己从未来过这样的世界。他拿起书桌上那张没有划线的纸，问巴别尔：“是您写的吗？”他把手稿向巴别尔递过去，他们的膝盖碰了一下。

“我的，”巴别尔终于说道，他整个身体似乎委顿了下来，“是我的。”

离他这么近，帕维尔可以听见作家的呼吸声——纯粹又是一个奇迹，见证人只有他自己。当托尔斯泰在冬天的阿斯塔波沃奄奄一息的时候，整个俄国，整个世界都一度把凝视的目光投向那座村庄——帕维尔忍不住把他所处的这一刻与它比较，发现欠缺不少。他读到过报道：出于对那位垂死老人的敬意，铁路工程师们都停止了口哨声，生怕打扰了他的安宁；村庄里唯一的电报所被征用，为的就是发送托尔斯泰每小时的体温和脉搏报告；挤满记者、密使、牧师、工厂主、便衣官员、农民的火车离站台还有数百米就减慢到爬行的速度，悄悄地进站；车厢里一片充满敬意的安静，乘客们，好奇的抑或虔诚的，都挤在窗户旁。我还在创作，即便死亡来临，托尔斯泰在喘息之间这样告诉他的儿子谢尔盖。我在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