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排谯王司马承做湘州刺史，是司马睿瓦解王敦的第一步。消息传来的时候，有人就嗅出了风雨欲来的气息。当时的湘州主薄邓骞叹息着说：“湘州的灾祸，大概就来源于此吧。”

第二年即大兴四年(公元321年)五月，也就是石勒刚刚攻下厌次、俘获段匹磾、平定河北后的一个月，司马睿下诏，将中原平民流落到扬州各郡为奴的流民，全部免除奴客身份，征召为兵，并取将吏的奴客负责运输粮草。

司马睿之所以这样做，实属无奈之举。这些北来流民依附于高门大族，数量极众。正如《晋书·食货志》记载的应詹奏疏所称：“下及工商流寓僮仆不亲农桑而游食者，以十万计。”这不仅使得中央的兵源严重短缺，而且，也造成了政府税收的锐减。《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一《兵制》也称：“元帝南渡，调兵不出三吴，大发毋过三万，每议出兵，多取奴兵。”相反，此时的王敦身为侍中、大将军、都督荆州江州扬州湘州交州广州六州诸军事，力量却十分强大，形成了“枝强干弱”的局面。司马睿有了自己的心腹，也实行了所谓的“刻碎之政”，但要预防王敦叛乱，还远远不够。于是，他就采纳了刘隗、刁协的意见，征发高门大族的奴客为兵。

与之相配合，司马睿颁发了占客之令，大幅度削减一品、二品官员的奴仆田客数量，相应地增加三品以下官员奴仆田客的数量，具体规定：一、二品官可占佃客四十户，每低一品减少五户，而佃客按一定比例向主人交纳实物地租，不负担国家课役，佃客不自立户籍，他们的名数按规定要注入主人的户籍中。这一举措，当然直接侵害了高门大族的利益，不过也没有拉拢住低级官吏，因为东晋的户籍制度本不十分严格，官吏在规定的限额以外偷偷占有佃客的事情，也屡见不鲜。因此，这次大规模的清查活动，史称“众庶怨望之”。

紧接着，司马睿于大兴四年七月，拜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兖豫司冀雍并六州诸军事、假节、司州刺史，加散骑常侍，以散骑常侍王遐为军司；将登基时候投书劝进的一千人招募为军官，调发扬州百姓家奴一万人组成部队镇守合肥；以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徐青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守淮阴，命令应詹作为刘隗的军司。

司马睿将两人调为外任，当然是以讨贼为名，不过谁都知道是为了防备王敦。司马睿对二人寄予厚望，部队临出发的时候，司马睿亲自到军营里为二人践行，犒劳将士，饮酒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