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9年，一颗流星从北京上空划过，按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原则，第九任皇帝朱祐樘（明孝宗）让臣子们上书言事。这是客气话，就像很多领导人物面无表情地问你有没有什么困难一样。但王阳明刚参加工作，一听领导问有什么建议的话，大喜过望，赶紧跑回家，铺纸研墨，真心实意地给领导提意见，希望组织能健康成长。

王阳明递交的奏折题目是《陈言边务疏》。文章一开头，他就拍皇上的马屁，说，皇上您能在上天发出警示时马上表示惊惧，做臣子的感动得一塌糊涂，我现在就说说我的看法。王阳明的看法和许多想要励志图新的同僚的看法一样，无非是要皇帝以仁义治天下，整治官场那些知行不合一的人，特别是对边防问题要加以重视。

这种议论历朝历代都有人拼命地讲，历代改革家都这样提出问题，并且想要去解决问题。但无济于事，这足以说明帝王体制结构从心到身已经沾染病毒，而这病毒就是官场上的“因循守旧”。在官场中生存的第一法则就是维持现状，也就是只说不做，或者干脆不说。当然，也有因因循守旧而被轰出官场的，但总体上，还是因循安全。所以，无论是领导还是下属，虽然口口声声要改变早已坏透的现状，可真正到要做的时候，就没有人挺身而出了。

王阳明的建议书呈上去后，朱祐樘可能和他心不在焉的要下属提意见一样，对王阳明这份建议书只是走马观花地扫了一眼，说：“文笔不错，这是人才啊，让他去司法部（刑部）吧。”于是，王阳明又进了司法部。

王阳明在司法部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处理云南地方报上来的案件。当时云南是刑事案件多发地区，王阳明开始时还很欣喜，认为自己有了用武之地。人杰大都把难题当成机遇，就像战场上许多伟大的英雄一样，闻听对手也是名将，会喜不自胜。然而，做了一段时间后，王阳明突然感觉到很累。这种累是身心俱疲。官场中很多人不办事，而一旦办事，就会把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办得相当复杂。王阳明在处理公事之外还要在官场交际上煞费苦心，他抱怨说，工作中纷扰杂沓，根本就不是你想做事就能做成的。一份本已证据确凿的案件，递到上级那里，却被打回，原因是收了案件当事人的贿赂。而有的案件呈递上去，却杳如黄鹤。王阳明的心灵受到史无前例的挑战：趋利避祸是人性本能，但纯洁的心灵又不允许王阳明做损害理法的事，所以，他不知道自己的工作是否有意义，是否还要坚持下去。

当一个人从心灵深处抵触一件事时，他一定不会有成就。他会把正在做的事看成是天下最猥琐、最繁重的苦差事。十八世纪的荷兰科学家尼古拉斯·约瑟夫·冯·杰奎恩说：“没有心的天才是无用之物--单靠杰出的理解力或聪明才智，或是两者兼备，无法成就一个天才。爱！爱！爱！那才是天才的灵魂。”这段话道破了许多人在工作中没有成就的心灵密码：缺少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