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合同中，那名自然意义上的母亲在了解她与孩子之间那种纽带的力量之前，给出了不可撤销的承诺。她从来都没有做出一个完全自愿的、基于完整信息的决定。因为很明显，任何在孩子出生之前所做出的决定，在其最重要的意义上来说，都是信息不全面的。

一旦这个孩子出生了，这个母亲就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来做出一个信息全面的决定。可是到那时，她的决定就不自由了，而是被“起诉的威胁，以及1万美元报酬的诱惑”所强迫，这使得这个决定“并不完全是自愿的”。此外，对金钱的需要，使得这个贫困的妇女很可能会“选择”去给富人当代孕母亲，而不是“被选择”。威伦茨法官提议说，这一点也对这类协议所具有的自愿特征提出了质疑：“我们怀疑，低收入阶层的不孕不育夫妇，是否会找高收入的人代孕。”

因此，使得这份合同无效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这里的同意是有问题的。然而，威伦茨法官还提出了第二种更具根本性的理由：

先将她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金钱需要的强迫，以及她对最终结果的理解有多深入这些问题搁置一边，我们认为她的同意是无关紧要的。在一个文明的社会，有一些东西是金钱不能购买的。

威伦茨认为，商业性的代孕等同于出售婴儿，而出售婴儿是不对的，无论它是否自愿。他反驳了这一观点—这里的报酬是为了代孕母亲的服务，而并非是为了这个孩子。根据这份合同，只有当玛丽·贝丝交出监护权并终止其做母亲的权利时，才能向她支付这1万美元。

这就是在出售一个孩子，至少是在出卖一个母亲对其孩子所拥有的权利；这里唯一缓和的因素在于，购买者是孩子的父亲……一个中间人，受利益驱动而促成了这桩买卖。无论是什么样的理想推动了任何一方，利益的动机都支配、渗入并最终控制了这一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