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雨一直不停地下着，可空气已经不像刚才那样沉闷了，刘女士起身把刚才关紧的窗户打开一条缝，一丝清凉的空气沁进来，使我们彼此都觉得神清气爽。是1983年吧，那天我正上着班，有个人给我带来一封已经打开的信。

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在外地无亲无故的谁会给我写信呢？

找了个角落，我仔细地一看差点没一屁股坐在地上，那是我父亲写来的信。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又把信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没错，是我父亲，因为信的开头写的是我母亲的名字，里面提到我的地方全是我的乳名，除了父亲和我，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第三个人知道我的乳称。

尽管很激动，可我必须装着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样子再回去工作，因为我实在吃不准这是福还是祸。

晚上回到家里，我没敢跟孩子们说，和丈夫躲在屋里又把父亲的信琢磨了半天，这才肯定父亲是真的来信找我来了。

那时父亲根本不知道我和母亲早已迁到青岛定居，他托一个朋友从美国回大陆捎的信，并且，把信直接捎回了老家费县。

因为当时台湾那边也不太清楚大陆这边的情况，因此，信封也写得含含糊糊，直到老家的人把信打开看了，才知道是寻找我们母女的。

村里有知情的人便托人把信儿捎到了青岛——我的手里。这期间已经拖了很长时间，而且，父亲的信上也没有落地址，我们只知道他还健在，在台北定居，别的就不清楚了。

接到父亲还活着的信儿，我心里真是悲喜交加，孩子们这时才知道还有一个姥爷在台湾，女儿说我：“妈，你可真够坚强的，这么多年就没听你提起过台湾还有一个父亲，我们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个姥爷吗？”

对女儿的话我只能用苦笑来应付，这么多年我为父亲受的苦我自己知道，我不愿让我的儿女再受牵连。

从那次接到父亲的信儿，我们一直在等，期盼与父亲尽快联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