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封信是托一个安徽老兵从日本带回上海的。上面写了我父亲的名儿，一些老邻居收到后，便给我住在市里的三弟送了去。

那时我爷爷跟父母都已经不在了，家里二弟成了长子，弟兄们有事都要跟他商量。

三弟把我的信拿到二弟那里，他们几个是又惊又喜。因为我几十年没有音信，他们都以为我死了。

而且，因为我的牵扯，他们都受到了运动的冲击，这里面因为二弟是教员，所以，他受到的批斗就更多，几乎半辈子没有停过。

这时收到我的信，他们几个的心情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见信中主要是问老人是否还在，二弟让四弟给我写了一封回信，并且，带回来念给大家听了以后，才又托人给我捎了回来。

我见到信后，知道老人都不在了，我悄悄地哭了一场，又写了第二封信，问二弟他们老人的坟修在哪儿，我希望能有朝一日到老人的坟上看看，添一把土，也算是尽孝了。

可我不知道我的这封信让二弟他们为了难。

因为出身不好，老人的坟早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给平了，如今那儿早已是一片稻田，根本找不到坟的影子。

可看我当时的口气，二弟他们觉得如果说老人坟也早已找不到了，我肯定会特别地伤心、失望，也许从此我就不会再回来。

为了安慰我，他们兄弟几人商量好了，到郊区的山地里造了一个假坟拍了照片寄给了我。

我当时接到照片，心里特别地激动，心想老人总算有个栖身之地，看上去坟修得还不错，我想这样我的罪过也会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