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虽然已当军官多年，可由于平时从不注意节俭，身边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积蓄。我知道他父亲是在故意刁难我。

为这事儿我苦恼了很久，后来，还是几个战友帮了我的忙，东拼西凑地帮我凑足了这笔黄金，这样，她父母终于答应了我们的婚事。

后来，我们就在金门结了婚，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不久，我被调到了台湾的装甲旅干旅长，以后又做了师参谋长。

那时，我们的孩子陆续出世，我们在台北的嘉义县安定下来，我太太成为很能干的保险公司经理，我们之间一直相濡以沫，度过这么多年。

1983年，我这个17岁离开家，在外面闯闯荡荡几十年的游子也52岁了，我开始无法克制地想家想亲人。一直为自己从一个小兵奋斗到今天这个职位感到有些不凡的何先生，在谈到他终于开始想家时，突然停了下来。

他不再像刚才那样正视着我的眼睛侃侃而谈，而是，把目光转向了窗外。

在这11层高的楼房窗外，我们看到的除了同样高的楼房，就是楼房之间偶尔露出的几角蓝天，人的视线在这里是被隔断的。

可何先生的眼睛里有一种苍茫的东西，是那种思绪飞得很远很远的感觉。

我知道是这种回忆触动了他内心深处尘封很久的东西。

那是一种时空无法割断的记忆，在他生命的整个过程中永生。那个时候由于两岸的关系一直不正常，我想给家里人捎个信儿，又怕给他们惹来麻烦，毕竟，我在军队服役这么多年。

1983年以后，大陆改革开放的政策开始稳定，对台湾同胞的政策也特别地宽松，我开始有了与家里人联系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