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在台湾又陆续生下三个女儿，那个时候，生活过得也很艰难，我们一家五口住棚屋一直住了十几年，直到有一年，孩子他爸在舰艇上带学生实习操作时出了意外，让炮弹片给崩瞎一只眼睛，我们才用他的赔偿金买了楼房。

那是1962年，孩子他爸45岁。

从那以后，孩子他爸便退役了，我那时一直在家照顾孩子，从来没有出去工作过，孩子他爸一退下来，虽然，我们当时拿了一大笔钱，可买了房子就所剩无几，我们的生活一下子没有着落了。

好在孩子他爸人很聪明，他在舰艇上又是学无线电出身的，这时候，他背个工具箱，戴个墨镜挨家挨户帮人修理收音机、半导体什么的。

那时我们全家都迁往高雄，我的三个女儿陆续也在高雄读书了。一家人为活着忙忙碌碌，而我那时竟没有时间去想在大陆的儿子怎么样了。

到了70年代台湾的经济发展不错，我和孩子他爸与别人合伙开了一家专卖钓鱼工具的小店，慢慢地生活就宽裕起来。

我的三个女儿都读完了大学，大女儿还随读博士的丈夫到美国陪读去了，二女儿在加拿大一家公司做事，只有小女儿跟我们一起住在高雄，可她也结婚有了自己的家，不大常回娘家，这时，我和老伴才发现我们真的老了。

半辈子都在为好好活下去挣扎，我们顾不得想家，可老了都几乎走不动了，我们这才想，眨眼我们离开老家已经快40年了。听施张玉凤女士说到这里，我有些与众不同的感受。

在我所采访的老兵当中，像他们这样夫妻双双去台湾并不特别的多，因而，我觉得像他们这样前半生为生存打拼，人到暮年才恍然回首，发现已离家那么久的感觉，可能也只有他们这样的经历中才会有的。

毕竟无论艰难困苦，无论风风雨雨，他们还能够彼此相扶走过，比起那些抛妻别子，孤身一人飘零的老兵来，他们真可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啊！我第一次知道家里的信儿，还是美国的女儿打过电话来问，说妈妈是不是有个大哥在大陆的青岛，她问我他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