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台湾的气氛并不宽松，我们都很忌讳谈起这些事，我说你问这个做什么？

女儿说她先生的课题组里有一个来自大陆青岛的博士生，他不久要回祖国内地，听说我们家里有亲人在青岛，他主动提出帮我们联系联系看。

当时，我有些心潮起伏，女儿的话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儿子，走时才60天大的儿子要是活着也是中年人了。

可是，女儿并不知道她前面还有一个哥哥，过去的事我从来没有对她们三姐妹提过。

这时我也想我大哥和大姐，虽说我当时是被收养的，但他们对我不错，只是，我结婚以后就来往的少了。

而且，我离开青岛时那样匆匆忙忙，都没有同他们告别一下，我觉得这么多年他们可能都已经忘记我了。

可我偶尔提起的大哥竟让女儿记住了，要说家乡的大哥、大姐虽与我没有血缘关系，可毕竟他们也是看着我长大的，我们彼此也亲密过。

与大女婿共过事的那个青岛的博士，从美国回国后真的很认真地去替我们打听了，并且，很快给我在美国的大女儿发来了回信。

因为他们都搬家了，所以费了很多周折，才通过我大哥的女婿找到我大哥。

那时，大哥已经78岁了，可他还记得我这个小妹，给我寄来了全家的照片，但是，我大姐已经不在了，她在1960年便去世，两个女儿也都嫁到了外地，基本上失去了音信。

这是1987年。

接到家里的信儿，我像做梦似的，看着照片上老态龙钟的大哥，和那么多我根本不认识的陌生面孔，我跟老伴说，你说咱儿子还能活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