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主义女装时尚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与贵族共同创造品味的一个典型。从其本身的性质分析，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不可能像贵族一样成为阶级品味和时尚的体现者。特别在18世纪，贵族的身份主要是由文化来确定的。这和早期贵族仅仅依赖于军功、出身和爵位有明显的差异。乔纳森·德瓦尔德在《欧洲贵族》中指出，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贵族所谓的“文化适应”，即他们要通过接受教育和对于宫廷和城市时尚的熟悉来获得文化的权力。这就使得贵族和有能力的资产阶级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高级贵族和专业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们融会在一起，贵族的品味因此就是从比他们地位低的人那里获得的。³² 在这一时期，贵族的身份甚至就是由其比较难以获得的文化身份确定的。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更多的是由其经济地位与政治身份所确定的，他们彼此之间差异很大，也很难像贵族那样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获得品味上的教化。资产阶级的品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代理性的表现，一方面由女人和具有特殊生活方式的男人所代理，另一方面主要由艺术家来代理。这一观念我们可以从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中提到的代理性消费获得启发。

在波旁王朝复辟以后，女装又不断出现了由简入繁的回潮。扬恩斯（Agnes Young）研究了1760年到1937年的服装形式，她不仅注意到了同一体系中尺寸的变化，而且注意到了围绕身体的形式结构的变化，也就是轮廓的变化。她列出178年间循环统治数十年的三种形式：管状、钟形、裙撑型。管状主要指的就是新古典主义女装时尚，但之后又有形式繁复并且愈来愈庞大的既包含紧身胸衣又有裙撑的钟形裙，之后则是臀部突出的后撑式女裙。这些繁复形式同自18世纪以来固定下来的简洁的男装形成鲜明的对比。从此时尚似乎就是女人的事情，就如弗吕格尔所说出现了“男性的大放弃”。但按照凡勃伦的解释，女装的繁复恰是资产阶级女性在经济上的依附地位所致。她们所承担的是代理有闲，品味的问题更多是通过女人及其衣着打扮，和对家庭的布置等方面体现出来。当然也会有一些特别专注于品味的特殊人群，还有艺术家可以成为资产阶级品味和时尚的代理。资产阶级的品味因此也出现了多样化的形态，传承贵族的高雅品味越来越与现实生活相脱离，逐渐地退居于艺术院校、艺术场馆，这种品味被定义为纯粹的审美品味。甚至在时装领域，品味也更多地是由一些时装学院和设计学院以及一些重要的设计师来表现或承担，服装时尚更多地与时装设计师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和穿着者联系在一起。这和艺术领域的独立是同步进行的。品味越来越多地和一些专业人士联系在一起，过去贵族的美化的生活形式现在更多地只是专业人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