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在穿过城市去巴西MTV演播室的路上，我们必须在一个公园里停车，因为这样马克才能接一通重要的秘密电话。当他在人行道上左右踱步时，保镖们在公园中散布开来，假装成陌生人散步。我意识到“他们就像他的‘打手’”。我像往常一样用《火线》中的内容打比方来取乐。马克在打电话，他的“打手们”则在紧张地监视着公园的每个角落。这一幕像极了斯丁格·贝尔（Stringer Bell）在巴尔的摩废弃的工厂空地打电话的情景。我坐在厢式轿车里等着马克打完电话。这时我想，也许他就应该是斯丁格：痴迷于生意和取胜，也许没有最真挚的心，但是会像阿文一样最终站上成功的顶峰。

第二天，当我们坐在酒店屋顶上，边享用午餐边看着圣保罗的万里晴空时，凝视着美景的马克威严地宣布，“有一天我们会一起写一本关于Facebook的书。”这听起来很有意思，我心想，但是后来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很多问题。这本书究竟会是什么样？我想写的关于Facebook的书一定会与马克心中的设想大不相同。奇怪的是，他以为我会和他有一样的想法。从我的表情中他一定察觉到了我的迷惑和问题，因为马克带着他那经典的腼腆笑容看着我，比平时更直接地说道：“我不知道是否可以信任你。”

我心想，你不该信任我，同时对着他做了一个略带无辜的表情。然而马克的想法启发了我。我想，我可以离开去自己写一本书。而且这么多年保持沉默并站在Facebook的角度说话之后，终于能从我自己的视角发言和写作一定会成为一件赏心乐事。毕竟，如同《火线》教会我们的那样，你永远不该信任任何人，至少在生意上。你得与你的黑客保持密切的关系。喜欢雇用黑客的马克知道这一点。而在那一刻，我几乎刹那间感到与他关系密切，仿佛在突破常规这个共同基础上——他，给世界上每个人注册身份的事业，我，以及他建立的公司文化——我们最终找到了一个共同纽带。

而这就是一切的终点。就像保镖的厢式车从隧道中再次出现，我不再感到束缚。我终于可以畅通地呼吸。如果马克在午餐的过程中发现我不信仰我们的使命、我有自己的想法这个事实，也无关紧要了。游戏结束了。并且，谁知道呢，也许他一直以来都知道。直到9月我回到帕洛奥图时，我已决定离开Facebook，而作决定和实实在在的离开是两码事。一旦你在公司编织的紧密利益之网的笼罩下走了那么远，一旦你为了Facebook至高无上的使命做了那么多事，你不能只是把你的工作证放在办公桌上，然后直接走人。首先，这涉及面子的问题：辞职看起来会怎样。Facebook想让每个人，尤其是它的明星看起来永远开心，对事业充满雄心壮志，而辞职会暗示着你在Facebook其实不开心。其次，这涉及钱的问题：到了我在Facebook事业的终点，我的工资与一名中级到高级工程师的工资持平，而且这份工资让我逐渐习惯了之前遥不可及的奢侈生活方式。最近我卖掉了我那辆老旧的丰田凯美瑞，购置了一辆九成新的宝马325i，虽然是一辆最小排量的入门级宝马轿车，但怎么说也是辆宝马。我早餐喜欢吃唐缇面包店的点心，晚餐吃贝瑞塔餐厅（Beretta）的芝麻菜沙拉和意大利面，这些花销都不便宜。不管我是否热爱技术，我已经成为旧金山技术中产阶层的正式成员，而且2005年搬到旧金山湾区时，我在外面看着这个世界里的一切——租金、智能手机账单、在饭店吃饭的花销，支付宝马轿车的款项，以及巴尼斯百货（Barneys）的购物账单——都十分昂贵。如果我要离开Facebook，我将需要钱来维持这样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