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是，我的股票期权已经有了大幅增值，而且2009年，在纽约已经出现了一个二级市场来交易Facebook股权，尽管那时公司距离IPO还很遥远。我在网上找到了二级市场公司（SecondMarket）的联系电话，并退到一间会议室里给他们打电话。我轻声地讲话，疑心我的通话有没有被窃听，并且假定电话已经被窃听了，或者说如果有人想听的话，至少具有被窃听的可能性。在Facebook，你得永远假设监视的存在，因为那就是我们的工作。

二级市场公司的金融人员当然很高兴我能打电话过去，并且向我许诺安排出售。这中间有一项警告：在公司IPO上市之前出售公司股份需要大量烦琐的手续，包括各种文件、合同和律师事务，以及最后一个障碍：Facebook必须得知出售的信息，这样如果他们愿意，就可以运用所谓的“优先购买权”自行把股份再买回来。这时，我已经确定自己会离开，于是我说这没什么关系，出售可以进行，即使Facebook之后会发现这件事，而我还没有告诉他们我将辞职。

几个月之后来上班时，我知道Facebook已经察觉到我在出售股份，于是马克长长地、冷漠地看了我一眼。友好的笑容不见了；我不再是他的兄弟。谢莉尔以类似的眼神看了我一眼，那天后来我们在洗手间相遇时，她也没有掩饰她的轻蔑。我理解马克对我的冷漠：这家公司是他的孩子，而他一直掌有对它的控制权，我们在这里工作时，他也控制着我们。看到你的从属者——那些你为之提供事业发展机会的人们，他们的辛勤劳作帮助了公司繁荣——宣布独立一定很奇怪。然而，其他高管和经理对此的反应让我感到奇怪。难道他们不认为这只是一场生意——一摊巨大的个人生意，但也只是生意吗？此外，享有几千万美元资产的谢莉尔怎么能对一个女性的第一次经济独立感到不快呢？我曾为这些股份而工作，而现在我需要将它变现，因为我不像马克和谢莉尔，还不是千万富翁。对于他们来说只是额外的、可有可无的财富，对我来说是维持生计的钱。不管我这几年在Facebook的工作和积累股份中能收获多少，谢莉尔都能够从中收获几百万倍甚至更多于此的财富。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我猜，现在这一切真的只是一场游戏，而且他们可以忽略所有经济上必需的考虑，因为他们拥有的财富早就让他们避免了考虑这些的必要性。有时，这个充满了只靠投资利息就能留下巨额遗产的亿万富翁的地堡中，空气让人眩晕，似乎越来越难让人呼吸。

“我听说你在卖股份。”2010年年初，公关部的一位经理把我叫进一个狭窄、封闭的会议室中对我说。“是的。”我缓缓答道，心想，“他们要阻止我吗？他们会吗？这股份不是我的吗？”

“这实在让我怀疑你的判断。”他说。

“不是每个人都有几百万美元，可以等到Facebook IPO上市那一天，你知道的。”我解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