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陈嗣庆夫妇则认为，那是女儿不爱画山水的缘故。他们对女儿是几近溺爱的，一切都以女儿为主。这个老师不行，就换另一个老师。于是，他们改换门庭，让女儿投到邵幼轩先生的门下，学画花鸟。邵先生疼爱这个瘦弱的失学女孩，不让她一笔一画地临摹，而是早早地教她开笔创作。在邵先生的指教下，三毛画了一些颇为像样的花鸟画，都是一些常见的题材，如“戏鸭图”、“雄鸡花鸟”等等。

许多年后，三毛已经身在海外，那是1988年，陈嗣庆受远在他乡的三毛之托，将一幅早年画的“富贵牡丹”，送给了她的好友——台湾作家张拓芜。

说到底，三毛是非常有才华的。如果她继续走美术道路，或许真的能在这方面拥有一些成就。也许她会就职于某个美术馆，成为一个美丽的艺术女性，拥有温柔的丈夫和完美的家庭。后来，她虽然没有就职于美术馆，而是成为了一个美丽又叛逆的女作家，但她也还是拥有了温柔的丈夫。

或者，不论是美术也好，文学也好，她最终都是会选择到那广袤的撒哈拉去，到那里去找寻活着的意义。我们普通人总是难以理解她的想法，我们不知道她究竟是怎样的思路，但我们知道的是：这就是三毛，而我们不是。

在美术的世界里遨游的三毛是幸福的，但是她的心早已被灼伤了，那些细腻、柔软的线条，无法让她发泄心中闷着的那份痛楚，更无法安抚她已经在不安中燃烧许久的灵魂。对于已经处于绝望边缘的三毛，美术还是太温柔，太温柔了。

比较起国画来，三毛更喜欢一些西洋画。

她有一个二堂哥，名叫陈懋良。他当时寄住在三毛的家里。也许是这个家庭真的拥有艺术与叛逆的基因吧，二堂哥也不是省油的灯，经常有些特立独行的做法。

二堂哥近乎痴迷地喜欢音乐，为了音乐，他甚至不愿意去上学。为了抗拒上学，他当着叔叔的面，将学生证撕得粉碎。

我们必须说，陈嗣庆实在是溺爱孩子的，不光是三毛，即便是这个借宿的侄子，他仍然宠得要命。既然陈懋良不喜欢上学，他也就不逼迫孩子上学，而是无奈地为他请了作曲老师，让他在家学习。

这下可好，一个家里，有了两个失学儿童，陈嗣庆一定是时常苦笑了。而这两个孩子又都很喜欢艺术，在艺术上都拥有一定的天赋。

有了陈懋良，年少的三毛可谓是如虎添翼。他们经常在一起研究音乐和美术方面的东西。音乐与美术事实上本就是相通的，它们一个触动着人的听觉，一个触动着人的视觉，优秀的音乐作品和美术作品都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对生命的思索。

有一日，陈懋良递给堂妹一本毕加索的画册。那位生于西班牙的艺术大师的作品，顷刻间征服了三毛。三毛惊为天人，陶醉不已。她终于看到了能够触动她灵魂的作品。她说：“爱！就是这样的，就是我想看到的一种生命。”

毕加索，对许多喜爱艺术的人来说，是让人又爱又恨的。那些双眼长在同一边脸的作品，那些莫名其妙的图案拼绘，那些神奇的剪影，对于喜爱毕加索的人来说，都是天才的手笔，但对不喜爱他不懂得他的人来说，那就是胡涂乱画。

而喜爱毕加索的人，总是对艺术有着独特的领悟力。三毛就是其中之一。

在毕加索的桃红时期、蓝调时期、立体画、变调画，甚至后期的陶艺里，三毛看出了一个又一个心灵深处的生命力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