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清朝，扶乩出现又一个鼎盛期，对扶乩的记载就更五花八门了。《子不语》卷二十一记载：“康熙戊辰会试，举子求乩仙示题，乩仙书‘不知’二字。举子再拜，求曰：‘岂有神仙而不知之理？’乩仙乃大书曰：‘不知不知又不知。’众人大笑，以仙为无知也，是科题乃‘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三节。又甲午试前，秀才求乩仙示题，仙书‘不可语’三字。众秀才苦求不已，乃书曰：‘正在不可语上。’众愈不解，再求仙明示之，仙书一‘署’字，再叩之，则不应矣。已而题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一章。”由此看来，乩仙似乎把题猜对了，多像是巧合！“不知”应在“不知命”之题，“不可语”应在“不如好之”上，而“署”即四者，和考题非常吻合。

乩仙会作诗，水平高于扶乩者，古今中外都广有类似记载（国外著名事例包括爱尔兰诗人叶芝从事西洋扶乩作诗，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詹姆士·麦利尔则在诗歌中融入通灵信息），这就不是国内电视节目中的那几个专家的“心理暗示”或“物理作用”能解释清楚的了。清顺治辛卯年（1651年），云间（今上海松江）某男子扶乩。男子问乩仙：“仙从何来？”乩书曰：“儿家原住古钱塘，曾有诗篇号断肠。”男子又问：“仙是何姓氏？”乩书曰：“犹传小字在词场。”男子不知道有《断肠集》，看见乩文有“儿家”两字，断定乩仙是女子，便猜测道：“仙莫非是苏小小吗？”乩书曰：“漫把若兰方淑士。”男子不解，又问：“莫非是李清照吗？”乩书又曰：“须知清照易贞娘，朱颜说与任君详。”男子方知是朱淑真降坛。乩仙写成《浣溪纱》等词后离去。该男子文化水平不高，并不通诗文，也不知道朱淑真的诗作《断肠集》，上述诗句可见乩仙的文采明显高于该男子，乩文诗句不可能由扶乩者自己作出。对一个文采拙劣之人，再怎么“心理暗示”或“物理作用”，料定他也写不出上面的诗句来！

乩仙作诗，不仅文采飞扬，还会反映出乩仙的悲乐心态。曾有人扶乩，吕洞宾降乩作诗云：“此间鸡犬亦神仙，信是桃源别有天。觉得春风都着意，绿杨如画柳如烟。”看来吕洞宾作为仙人，在另一个世界竟是如此逍遥，不得不让人艳羡无比。另外还有人在扶乩时，遇到谭嗣同降坛作诗云：“亚陆已无华世界，轮回尚有泪汍澜。这回莫问人间世，渺渺天风送玉鸾。”这首诗倒是很贴切地反映了谭嗣同戊戌变法失败遇害后在冥间依然凄凉、无奈的心态。

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数十例扶乩事例。他说：“大抵幻术多手法捷巧，惟扶乩一事，则确有所凭附。然皆灵鬼之能文者耳。所称某神某仙，固属假托。”他对扶乩能够和“神灵”交流是给予肯定的，但是至于是何神何仙，他认为可能是假托。

学子扶乩，多问功名前程。《阅微草堂笔记》卷四记载：“姚安公未第时，遇扶乩者，问有无功名。判曰：‘前程万里。’又问登第当在何年。判曰：‘登第却须候一万年。’意谓或当由别途进身。及癸巳万寿恩科登第，方司万年之说。后官云南姚安府知府，乞养归，遂未再出，并前程万里之说变验。”乩仙说的“万年”比较模棱两可，既可以意味着遥遥无期，此事不果；也可以为这万岁（皇帝）开恩之时。如果遇到乩仙的回答模棱两可之时，并不一定意味着乩仙行诈，一般多属一种委婉用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