乩仙还会对为人处世给予教导，出语还颇有哲理的光彩。《阅微草堂笔记》卷十记载：“海宁陈文勤公言：昔在人家遇扶乩，降坛者安溪李文贞公也。公拜问涉世之道，文贞判曰：‘得意时毋太快意，失意时毋太快口，则永保终吉。’公终身诵之。”可以看出，扶乩有时候也能带来劝慰人谨慎处世的积极向上的作用。

扶乩不仅能够教导人们处世哲学，还能够带来较高的文学艺术价值。清代有扶乩世家，以扶乩为业，请来古时文学大家，降乩作诗文字画，叹为观止。《子不语》卷二十二记载：“乾隆丙午，严道甫客中州，有仙降乩巩县刘氏，自称雁门田颖，诗文字画皆可观，并能代请古时名人，如韩、柳、欧阳、苏来降。刘氏云：‘有坛设其家，已数载矣。’中州仕宦者，感敬中信之。”

扶乩可作消遣娱乐，但万万不可太过当真，当人们过于迷信并依赖扶乩的时候，往往会误入歧途，悔恨终身。清中叶名臣叶名琛之父叶志诜笃信道教，嗜好扶乩。叶名琛特建长春仙馆，供奉吕洞宾、李太白二仙，事无大小都要扶乩占问。第一次英法联军入侵，叶名琛亲自扶乩，得吕洞宾乩文“十五日后便无事”，所以他索性既不与联军交涉，也不防守，消极应对，等待着“十五日后无事”，结果最后战败被俘。民间还广有传闻，慈禧太后与大太监李莲英笃信扶乩，事无巨细，都要驾乩扶鸾，结果最后把满清王朝给葬送了。

扶乩又流传到了民国初年，北京城里一时间乩坛林立，甚至出现了专门刊载扶乩消息和乩文的期刊。巴金的《家春秋》和老舍的《四世同堂》都有提及。扶乩还对佛教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的佛教净土宗著名高僧印光法师、天台宗著名高僧谛闲法师、倓虚法师等，都曾经涉足乩坛。

扶乩曾产生了道教经卷，也产生了大量佛教经卷，包括对佛法的注释和批注形式，和依托经名的著述，而实际上内容并不完全相符。扶乩对佛法的阐释，也令人刮目相看，并非信口雌黄。民国初年湖南邵阳县世代信佛的雷应期居士，拜读佛教乩文之后，叹道：“不谛如来耳提面命。”说明扶乩阐释佛法，弘扬教义，功德无量。

民国初年，香港有个扶乩的人，声称他的乩仙是黄大仙，能看病开处方，有时候随便开个偏方，居然能够让人痊愈，实在灵验。有一个叫黄筱伟的听说以后，很是羡慕，也去学习扶乩，但是乩笔就是纹丝不动。别人告诉他，让他去念几遍《金刚经》，乩仙就会显灵。他于是去念《金刚经》，然后乩仙果然降临。看到自己念经如此有神效，他决定建立佛法道场。乩仙云，三年后方可。于是三年后黄筱伟赴上海皈依印光法师，返回香港后建立了佛学社，乩坛也随之佛化，原先的黄大仙也变成了菩萨，可见扶乩和佛教的互相渗透。印光大师对扶乩有褒有贬，认为乩仙即便自称是佛菩萨，也都是灵鬼假冒；即便扶乩能开导佛法，但还是属于外道，不应当被佛家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