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规划，进入君主立宪时代的第一项宣布是组建一个责任政府，这标志着国家进入君主立宪门槛。然后由这个政府负责国会选举，等到国会正式召集时，就标志着国家进入完全立宪状态了。这是一个稳妥的政治日程表，然而想不到的是，等到清廷宣布责任内阁名单时出了差错，一个责任内阁弄成了皇族内阁、亲贵内阁，十三个阁员竟然有九名来自皇室或皇族。更为离奇的是，新内阁成立第二天又出台一项新政策，宣布将各省民营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各省民营资本的股权由朝廷使用向四国银行团贷来的款项统一赎回。这两项重要宣布无疑是两个巨型炸弹，原本充满希望的中国立马陷入混乱。

从君宪到共和

按照摄政王后来的解释，进入君主立宪之后，满汉之间的不平等就不存在了。既然不存在满汉不平等，既然人人平等了，哪儿还有什么皇族内阁、亲贵内阁呢？一个原本平常的内阁名单被说成是皇族内阁，是因为你们内心深处还存在着不平等的意识。

我们应该承认，摄政王的解释从理论上说是能够成立的，君宪体制下除了皇室，确实没有一个享有政治特权的皇族。问题在于，大家刚从君主专制体制中走出来，皇族也是一个客观存在，十三个内阁成员中，假如颠倒一下比例，汉人九个，皇室、皇族四个，还会有人反对这个决定吗？显然不会。

至于铁路干线国有化，从政策的出发点来说，当然是对的，各省各自为政，修的铁路五花八门，路轨不一样，间距不一样，那将来怎样联网，怎样统一运营？而且，各省利用政策进行集资，甚至如四川在集资后既不能修路，也没有修路，纯粹为了保值增值拿到上海存钱庄、买股票，这巨大的金融风险，当然也应该及早引爆。这都是对的。但是，集资政策是中央同意的，损失的是每一个集资人，这显然是不对的，集资者不答应，要求补偿，也是对的。清廷对此不愿正视，不愿改正，双方的僵持从5月中旬至9月初一直无法打破。直至四川总督府门前发生流血惨案，终于引发新军将士的焦虑，以为有话要说。所谓武昌起义，其实就是新军将士要对僵持数月的政治局面表示态度，就是通过武装哗变，或者说兵谏向朝廷施压。

如果说在这之前让清廷自我纠正两个致命失误比较困难，其实武昌起义给清廷提供了一个契机，只是清廷没有善待这个机会，反而以为湖北新军的哗变就是反政府就必须镇压，至于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清廷更不愿在这个时候让步或调整。结果我们看到，直至湖南、太原等地新军相继起义宣布光复，清廷依然采取鸵鸟政策，不愿正面回应人们关注的实质问题，其内心深处其实在想着这些哗变的各省新军不过是地方军队，只要中央军不出问题，一切都会照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