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的底线是不错的，只是他们显然低估了中央新军的政治觉悟。10月29日，就是武昌起义不到二十天，驻扎在滦州的北洋新军主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将领向清廷发出通电，提出十二条政纲，要求朝廷立即撤销皇族内阁，宣布皇族永远不得介入政治，尽快组成真正的责任内阁，立即召集国会，实行真正意义的君主立宪。

第二十镇是中央军的主力，滦州兵谏终于使朝廷惊醒。第二天，摄政王以小皇帝的名义下诏罪己，很快撤销了皇族内阁，选举袁世凯组织责任内阁，开放党禁，宣布《重大宪法信条十九条》，这一系列举动为清廷君宪主义赢得了新的机会，南北之间的紧张略有缓解。然而到了召集国会时，新问题又出现了，那个先前把持着政治权力的皇族又不愿放弃权力，他们在南北和谈过程中一再刁难，终于引发新军将领段祺瑞等人的不满，段祺瑞等人遂于1912年1月26日联名通电，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

几点启示

段祺瑞为代理湖广总督和武昌前线北洋新军第一军总统官，他和北洋将领的共和通电一锤定音，宣布君主立宪政体成为过去，中国未来只有一条路就是民主共和。南北胶着几个月的混乱局面终于理出了头绪，清廷剩下的事情就是尽量尊严地退出。

走向共和在当时已成为唯一选择，但在走向共和的时候是否还应该像孙中山十七年来所要求的那样“驱逐鞑虏”，将满洲人赶回东三省呢？我们看到，革命党人在稍后的谈判中有坚持有妥协，坚持了共和原则，放弃了驱逐鞑虏。这个让步不仅表现出革命党人的高风亮节，以民族大义为重，而且由此骤然生发“五族共和”的政治概念，这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对于二十世纪中期中国政治发展影响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