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义军官兵的介绍和邀请，黎元洪并没有像汤化龙那样很快答应入伙，据说他足足独自思考了三天三夜。10月13日，思想豁然开朗的黎元洪向义军代表表示：从此后，兄弟愿与各位同生死共患难，不计成败不计艰难。黎元洪终于踏上兵谏这条路，成为武昌义军首领。

湖北新军哗变引起清廷高度重视。12日，命军咨府、陆军部速派北洋新军精锐开赴前线，准备武力镇压。14日，朝廷启用赋闲三年的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责其全权处理。然而这些措施都没有收到什么效果，22日，长沙新军起义，湖南光复；陕西新军起义。23日，九江新军起义。30日，南昌新军起义，江西光复。29日，太原新军起义，山西光复；30日，昆明新军起义。

进入11月，各地新军起义更像得了传染病一样，接连不断，至11月27日，也就是武昌起义四十一天的时候，关内十八行省中只剩下甘肃、河南、直隶和山东四省继续效忠朝廷，另外十四省均先后宣告独立。最为诡异的是，这十四独立省份基本上都是各省新军发动起义，宣布独立宣布光复。

更为蹊跷的是，朝廷派来镇压武昌哗变的也是新军，不论是袁世凯，还是冯国璋、段祺瑞，他们都是朝廷命官，是新军将领，然而他们在与湖北新军简单交手后，竟然坐地言和，一起反逼朝廷就范，达成清帝退位、民国肇建的政治妥协。两千年帝制就此终结，两百多年的大清国至此瓦解，而导致这一系列结果的，竟然是清廷倾心构建培植的新军。

从忠诚卫士到掘墓人

原本应该成为大清王朝“忠诚卫士”的新军，为什么反而成为清廷的掘墓人呢？这确实是一个不得不说的历史教训。这与新军的创建、成军及指导思想有着密切关系，是好心办成了坏事，至少对大清王朝是这样。

新军的创建要从1894年甲午战争说起。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原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奉朝廷命令在天津小站运用西法编练十营定武军，总计四千七百人。第二年，胡燏棻调任平汉铁路督办，天津小站定武军便由从朝鲜归来的袁世凯接手，并按照朝廷意思将这支军队定名为“新建陆军”。

胡燏棻训练定武军原本就是德国人的建议，待袁世凯接手后依然延续这个办法，一切按照德军制度进行，教官也主要是德国人，规模随之扩大至七千人，稍后被编为武卫军前后左中右五路中的武卫右军。这支名义上归朝廷归国家的新建陆军，实际上成了袁世凯的亲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