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负责主管经济事务的中央政府官员及全国各省级领导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工作会议。会上，广东代表习仲勋将他们的提案摆上了桌面，供各与会人员商讨。他强调说，广东在地理上毗邻香港，与海外华侨也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利用这样的优势，广东能相对容易地与国外在经济和技术上进行交流。尽管遇到了一些强烈的反对意见，但习仲勋的一番阐述仍然赢得了大多数代表的支持，其中包括华国锋，他急切地渴望中国能打开国门，加强与世界的经济联系。

当时分管对外贸易的副总理谷牧将会上讨论的内容汇报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对来自广东的提案非常认可，“经济特区”一词正是在这时由他提出来的。在随后几个月里，谷牧与各广东及福建领导一起，为建立经济特区进行了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了正式批准广东和福建两省发展经济特区的决议。与只是为了吸引出口企业的工业区相比，这些特区还提供包括教育、商业、法律及政府服务等各种有利于制造业和贸易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除工业区外，特区中还包含科研区、住宅区、商业区及政府办公区。一旦建成，每一个特区都将成为设备齐全，并能实现自我持续的经济实体。

一些香港商人向广东官员提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想法，并得到了后者的进一步关注：他们希望能将经济特区写入法律，以便为海外投资者提供更为可靠的条件。在1980年8月26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被正式通过。而在对这第一份经济特区条例草案的修订过程中，中国领导人的关注点显露无遗。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建立经济特区是为了“利用资本主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1978年到1979年间，在对香港和澳门地区、新加坡、日本及美国和西欧进行访问之后，中国领导人对资本主义制度所成就的惊人的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率，及其中产阶级所享受的优越的生活条件感到震撼。他们不得不折服于资本主义在技术及制度创新上的无比优势，这也是马克思本人在很久以前提出的观点。在追求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资本主义确有许多可借鉴之处，对此，中国的领导人已不再怀疑。然而，尽管如此，对资本主义的学习仍然必须以坚守社会主义为前提。中国政府笃信社会主义的可行性。他们坚信，通过借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和现代化技术，中国定能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最终赶超西方。早在清朝末期（1861年至1894年），中国许多有识之士便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如今，为了拯救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踏着前人的足迹，再一次迈向了学习西方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