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肯发现了一个“GDP牺牲率”定律，发现牺牲GDP增长率是反通胀的必要成本。市场退烧，是经济的病后自愈，也是体力透支后的休养生息。经济发生衰退，表明市场开始了休养生息，开始自我疗伤、自我康复了。因此，害怕衰退是没道理的。前边说过，通缩是反通胀的最佳武器，衰退就是摆脱滞胀的唯一逃生通道了。

媒体曾宣扬中国率先复苏了，其实，表面的复苏，只是激素疗法的短期速效。持续依赖激素刺激增长，市场会养成激素依赖症，令政府陷入两难——停用不行，续用也不行，像是遇上了糖尿病并发肝炎的两难——肝炎急需营养，糖尿病又忌讳营养，医生得小心翼翼地走钢丝，拿捏好投药的分寸才行。就如目前，抗衰退急需放量灌水，急需信贷扩张，但抗通胀的唯一办法是关闭货币水龙头，怎么办？只能采用“宽财政，紧货币”的反向两手来应对。这两手的平衡需要走钢丝，你怎么拿捏？再说了，重复使用激素，身体产生了耐药性，货币投放的效果也大打折扣。1997年，2004年，2008年以来重复采用扩张信贷、投资基建的刺激手法，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越来越明显了。

高投资是个久治不愈的经济顽疾。每次信贷扩张，都会引发周期波动，引发无法逃避的“刺激、扩张、过热、降温；再刺激、再扩张，再过热，再降温”的宿命循环。人们似乎不懂得高涨与衰退像上坡与下坡那样，是同一条路，想要避免大落，唯一的办法是防止大起。谁也说不清了，不怕大起，就怕大落的痴情不改是从哪年哪月开始的？不知始自何时，许多官员不但没有朱镕基式的恐高症，反倒患上了恐低症：唯恐经济放缓，就怕市场退烧。一些官员变得不怕扩张，就怕衰退。朱镕基曾说：“我为了高通胀已到了食不甘、眠不安的程度。”但一些官员不怕通胀，就怕通缩；不怕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支线机场、绕城高速、地铁轻轨、桥梁隧道等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你追我赶地毕其功于一役，不怕各类名目的场馆建设、周边配套、市容整治和宽马路、大广场等面子工程遍地开花，也不怕各类盛会、各类节庆浮夸虚饰，挥金如土，烧钱烧得火树银花。

国内各城市之间轮流办会、办庆典，一旦攀比起来，较起劲儿来，眼见着变成了比赛摆阔，比赛烧钱。王小波说过，社会也是个起哄的场所，干什么事都要别人说好，赢得喝彩声，会导致人自激。什么叫自激？就是话筒和喇叭串了，音乐放大N倍成啸叫，人就受不了。受不了什么？受不了浮嚣不实的官员作风。为什么各地之间能发生摆阔PK和烧钱PK？说到底，还是因为烧纳税人的钱似乎“不受限、不问责、不心疼”！为什么会有此“三不”？因为纳税人对于公共开支缺乏监督权，甚至没有知情权。

各地之间之所以能比赛“超常规，跨越式”，比赛抄近道，比赛拔苗助长，在于地方官员不怕交学费，乃至不怕纸币超发，不怕产能过剩，甚至不怕赤字，不怕透支，不怕举债，也不怕亏欠。为什么？还不是因为花钱“不受限、不问责、不心疼”？为什么花钱会有此“三不”？还不是因为“负盈不负亏”的体制，决定了烧钱对于官员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正因为不少官员不怕吹大泡沫，就怕泡沫破裂，“协调发展就协调不出来了”，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