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政府在坐庄，财富和资源最后都流向政府了。所以，你看政府这几年突然变得非常有钱，财政富余很多，最后总有办法买单。

——谢国忠

改革初期有个说法，把放权让利叫做放水养鱼，好像政府是个养殖户，放水养鱼是为了等到菊花黄、膏蟹肥的收获季节下手的。事实上，财政部官员也是这么说的：“改革开放的前半段，放水养鱼，培养税源。1995年以后，放水养鱼就进入了收获期。”（贾康语）听他这么说，像是把市场当成了自己家的养殖网箱似的。其实，假如征税权不受限制的话，官员还真的像个撒网的渔夫。你可以先看一组数据：2010年香港GDP是17481亿港元，征税2090亿港元。深圳GDP是9511亿元，征税3061亿元，广州GDP是10604亿元，征税3379亿元。香港税收占GDP的12%，深圳、广州均为32%。香港教育预算540亿，医疗预算399亿，共占税收的45%；而广、深两市的教育、医疗预算累计才213亿元，仅占税收的3%。

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2008年中国劳动者平均税率为45%，远远高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要稍高于欧盟15国的平均水平，高出澳大利亚、美国的平均税率近1倍。再来看一组数据：从北京开车到武汉约1400公里，收费700多元，从北京开车到大连约820公里，收费400元，都是平均每公里0.5元。而在美国，中西部自驾游大约3000公里，全程高速，过路费一共10多美元。国内不堪收费重负的运营车，无奈之下只能冲卡。深圳盐田坳收费站平均每天冲卡的车辆在2000辆以上，大多集中在夜间，大多是大货柜车。最疯狂的时候，50多辆货柜车排着队冲卡，就像过火车一样。2011年5月5日凌晨，一辆货柜车冲卡时将收费员胡某撞倒，碾轧致死。

公平感的丧失，利益被牺牲、被剥夺感的上升，成了社会群体之间紧张与冲突的根源。穷人不高兴，富人也不高兴，老百姓不高兴，官员也不高兴，老年人不高兴，年轻人也不高兴，白领不高兴，蓝领也不高兴，平民不高兴，知识分子也不高兴。花在维稳上的钱，成了个天文数字，也已构成为国内增长模式昂贵的制度成本与道德成本。布坎南曾经指出：“我们的时代面临的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而是制度和政治方面的挑战。”为什么？因为增长替代发展，增长替代变革是替代不了的，“强政府，半市场，弱社会”的经济模式，也是个权益之计的过渡性安排，有着饮鸩止渴的潜在风险。诺斯曾经分析过熟悉的路径被锁定带来的风险：一旦熟悉的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很难退出，更不可能陡然切换，就如“麻雀入屋，无法逃出”一样。我国经济面临的，就有这样的社会政治风险。

有学者用“政府公司主义”的概念，把中国政府比作一个大公司，惊叹其有非凡的盈利能力。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是GDP增长的3.25倍，是居民收入增长的2.36倍。更令人惊叹的不仅是财政收入远远超过GDP与居民收入的增幅，而且，在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的增幅又远远超过了税收增幅。譬如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增幅近25%，其中非税收入超过1万4千亿，增幅高达40%。政府的盈利能力之所以非凡，从非税收入的暴增就能看出端倪：的确存在着超限赋敛、超限剥夺的“四重赋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