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总结说：“一个国家从蛮荒时代上升到最富裕社会，只需具备三大要素：即和平，轻税赋和一个公正廉明的政府。”这里说的三大要素，除了停征止伐，罢兵休戈，铸剑为犁的和平之外，另外两个要素，都是指政府不要过多干预经济，要放权让利，要一碗水端平。斯密说的“轻税赋”，就是中国历代反对的横征暴敛、与民争利，倡导的“时务之要，在于轻徭薄赋，休养生息”（霍光语）。他说的“公正廉明”，则是指政府不但自己不能食利自肥，也不能厚此薄彼、亲此疏彼地偏袒利益集团食利自肥。从发生学上，权力的本性是保护而不是偏袒。即使偏袒，也应当是靠谁养活偏袒谁，吃谁的饭偏袒谁，政府本应偏袒老百姓，而不应当偏袒公务员，偏袒事业单位与国企。为什么，因为政府是吃老百姓饭，靠老百姓养活的，不是吗？

中国市场化变革的历史性课题，从头到尾，不过就是那4个字：“放权让利”。但放权让利一直在与“扩权争利”较量，互有胜负，只打成了平手。说两者打成了平手，我是有根据的。根据就是改革吃了夹生饭，半途搁浅在半市场上了。什么叫半市场？半市场就是脚踩两条船，左手有权力，右手有资本，权力与资本双管齐下。你常见“一个萝卜两头切，两头都是它得”，就是权力资本成了唯一的赢家。一直以来，政府权力越俎代庖，替代市场配置资源，充当着经济大合唱的总指挥。指挥棒难免出错，大规模集权的资源也会被大规模错配。改革的蓝图，原本是用市场配置资源取代政府配置资源。1993年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提出突破体制障碍，完善市场体制，都是要政府把看得见的指挥棒移交给那只“看不见的手”。

改革要改什么？要改的是“政府经济特权”和“官商利益共同体的垄断”（杨小凯语）。然而强化政府、强化国企，弱化市场，弱化民企的趋向，近年来有增无减。突破体制性障碍的改革流产了，体制性障碍成了一堵高大坚实的城墙，城墙内是经济特权与官商垄断。你常见进城的农民工下意识地穿一身仿军警衣服，也常见小货车风挡玻璃里搁着一顶大盖帽。你意识没有？那就是常被交警罚款、常被城管收摊子的弱者无以自卫，也戴上特权的面具替自己壮胆的。

总之，在强权面前，公民维权的抗争，脆弱得像是与高墙相撞的鸡蛋，令人同情。你以为我仅是同情弱者？不是的。我发现在高墙与鸡蛋之间，正义常常在弱者一边。我早就写过《别以为正义一定在民众一边》一文，说正义本应在政府一边。纳税人养活政府，就是要它替老百姓来主持正义的。本应主持正义的政府，一旦偏袒了一方，跌落到了弱者要自己出来给自己一个说法的地步，这事儿是不是麻烦了？

又不是要保留文物古迹，干吗总要修补那一堵人见人厌的体制旧墙？还不如拆解它，打开通向市场的坦途。正如温家宝所言，政治改革，是保障经济改革结果不至于得而复失的唯一路径。铲除特权，打破垄断，是走出半市场困境的突破口。诺斯著名的“政府悖论”指出：政府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政府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周其仁则说，“来自政府权力的过界侵犯，构成对中国社会与经济的最大威胁。”想免于过界侵犯的恐惧，不是你我也学进城农民那样，弄身制服穿穿，弄顶大盖帽戴戴，意淫一下特权。也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进公务员队伍，更不是宁当掏粪工也要挤进事业编制，去投靠财政供养。

出于个人趋利避害的本能，上述行为也无须承受苛责。但特权是一块别人闻着臭、自己吃着香的臭豆腐，每个人趋之若鹜，它不就臭遍大街小巷了？围剿特权，扭转扩权争利的倒退，把它拨正回放权让利的改革正途上来，需要政治改革。只有深化政改，用法治取代人治，才能让政府去做一个守夜人，去做保安，也才能讨回自己作为业主的终极主权来。但政治改革难以启动，难在改革已错过了最好时机。政府目前已进入历史上财富最肥厚、利益负载最沉重、割肉补疮最疼痛的状态，改革成了自我手术，难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