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能巩固那个年代社会结构的工具反而起了颠覆的作用。从1450年的积极角度来看，新科技仅仅是给现存社会提供了解决正在解决的事情的快速而廉价的手段。到1550年，赎罪券数量的增加已经明显导致了它的贬值，甚至出现了“赎罪券通货膨胀”——进一步证明了对一个社会来说，充足是比稀缺更难解决的问题。同样地，《圣经》的普及和赎罪券的情况类似，但也体现了更多的不同之处。《圣经》生产数量的增加同时催生了《圣经》种类的增加，廉价的被翻译成本地语言的《圣经》削弱了神职人员的阐释垄断。教徒们可以用本地语言听懂《圣经》在说什么，有文化的市民可以在没有牧师在场的情况下，自己阅读《圣经》。在16世纪中期，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运动已经掌握大权，教会对整个欧洲经济、文化、知识和宗教的外力作用结束了。

这就是革命的悖论。新工具所提供的机会越多，任何人可以从之前社会形态推断未来的可能性也就越小。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情况同样如此。仅仅在10年前，还被看做是对20世纪媒介格局的一次推进的传播工具，如今却已经成了对媒介格局的侵蚀和削弱。一个人人可以接近公共空间的社会，与市民仅仅作为消费者来接触媒介的社会，是完全不同的。

早期的印刷革命同时也提醒了我们，在某种新工具扩散初期，就试图弄明白它的使用会如何（在哪些方面、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的社会，尚为时过早：巨大的变化会滞后。在赎罪券最初的传播之后，印刷版赎罪券的大量增加导致其价值贬低。微小的变化也能蔓延。那张被钉在门上的《九十五条论纲》，被重印、翻译、又重印，传播到很远很广的地区。看似威胁到统一性的东西，实际上创造了多样性。正如学者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在《作为变革动机的印刷机》（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一书中所指出的，研究早期印刷文化的观察家们都认为书籍数量的增加意味着更多的人会读书，但是读的都是那几本相同的书。印刷业理应巩固（或是威胁，由你持哪种观点而定）单一文化，因为一小部分的书会成为整个大陆共同分享的文化遗产。但是事实却是，印刷削弱而并非巩固了之前的文化知识。因为每位读者都能接触到更多的书，因此最终形成了多样而非统一的文化。资源多样化的增加削弱了对旧有生活方式的信念。如果一位学者既可以阅读亚里士多德，同时又可以读盖伦盖伦（Galen），古希腊名医、解剖学家，著有世界上最早的较完整解剖学论著《医经》。——译者注的著作，这两位观点的冲突会削弱读者对先哲的相对信仰。如果连亚里士多德都不可信，那你还能信谁呢？

今天，我们面临着类似的变化。当普通大众开始使用数字化网络时，每个人都会对公共领域有所贡献的想法被看做是不符合人性的（人性在这里可以被解读为20世纪的偶然行为）。然而，事实证明,人们渴望彼此交流的愿望是普遍存在的。在10年之内，支持公共表达的工具的使用范围已从窄到宽。本来被认作传统媒体的新渠道的东西，实际上却在改变传统媒体；本来在威胁着文化的同一性的东西，实际上却在创造着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