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通过电脑还是手机，当今世界中的大多数成年人都在使用数字化网络，而且他们大多是在八九年前才开始使用的。社会观察家们拥有一个前所未有的观察人们接受和使用数字化工具行为的机会，而他们观察的结果和我们对一个不熟悉的新媒体到来的期待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对预测我们未来的行为实在是太不在行了。

在20世纪90年代，一项又一项的研究开始涉足对潜在用户们进行这样的调查：如果有条件上网他们会用互联网做些什么？最普遍的答案都集中在：“我会用互联网来查信息”、“我会用互联网来帮我做功课”，等等。而一旦人们都已经上网了，这些调查的结果就会变得和以前大不相同：“和家人朋友保持联系”、“与别人分享照片”、“和兴趣相投的人聊天”诸如此类的喜好总是排在答案列表的榜首。

在真正尝试新的传播工具之前，我们对自己将会用它来做什么的预测是如此不准确，因此这场特别的革命，像印刷革命一样，正被相互重叠的实验所驱动，这些实验的分支在起初都不明确。因此，要从一个工具中创造出最大的价值，靠的并不是总体规划或者跨越式发展，而是连续不断的尝试与错误。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在这样一种转变中要面对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充分利用这个过程。

大规模分享的可能性——被从20亿人的潜力累积中抽取出的在不同群体中进行的大型、不间断的分享，已经在很多领域凸显出来，从慈善的全球化到高等教育的逻辑，再到医学研究的实践。然而，我们集体分享的机会，远远比一本书里所列举的例子要广阔得多，因为书里的这些例子，尤其是那些涉及重大文化崩塌的例子，只是特例。就像此前源于科技驱动的革命一样（无论是随着印刷机而出现的读写能力的提高还是科学文化的产生，或是此后电报的发明而导致的经济和社会的全球化），如今重要的不是我们拥有的新能力，而是我们如何在技术和社会的双重层面上，将这些能力转化为机会。对所有能接近新型分享模式的人而言，我们如今面对的问题，是我们能利用这些机会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的解决，更多地依赖于我们为彼此创造什么样的机会，以及我们形成什么样的群体文化，而不是某项特殊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