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学校里有的科目还是让贾樟柯颇为失望，他记得，“他上‘电影分析’课，看《黄河谣》他就分析这男主人公叫‘当归’，女主人公叫‘红花’，当归和红花是两副药，这电影妙就在这个名字上，当归是治女人的药，红花是治男人的药（笑）。把我听的！我说这他妈叫电影巫学（笑），要这么搞电影就太累了吧。当然进电影学院对我来说，是能看很多电影吧，这个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是图书馆有很多台版的电影书，现在‘三联’可能在卖了，可当时那是如获至宝呀！你想，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很多国内看不到的资料，因为外语不好也不可能看外文的，我每天下午就去看这些台版书，看遍了，我觉得它是我的老师（笑）。我们国内电影出版的书纯理论的特别多，比如说电影语言呀，什么是电影，什么纪录本质，电影史，但是说第一手导演的那种资料，导演他为什么要拍这个电影，为什么要这么拍，这种书出的特别少。看这些导演自己谈自己的书籍，其实让我找到一个怎样进人电影世界的这样一个人口。当时我看侯孝贤《悲情城市》那本书，觉得啊，特别开窍！觉得电影这种形式并不是特别神秘的一个东西。比如侯孝贤就谈他怎么样找他的方法的，他的编剧给他推荐说应该看看沈从文自传，他就去看，看后他就被沈从文那种平静的、包容的东西给震惊了，他说在那样一个纷乱的年代里沈从文能够很平静包容地看待世间的万物，侯孝贤他开始找到他的电影的态度和视点，而我，从这儿才发现从感受感情出发来寻找电影的方法，而不是从一个概念、一个太理论的东西出发。”所以贾樟柯立志要拍一部电影！他要创新！

贾樟柯读大学的时候正好是北京电影学院培养出来的第五代导演最活跃的时候。他入学之前张艺谋刚拍完了《秋菊打官司》，接着《活着》也快完成了。一九九三年那年正好是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在国际上获得巨大成功。那时整个学校弥漫了一种清新的气息，让学生很有自信。

贾樟柯认为，对他来说最主要的收获就是到了电影学院他才看到真正的电影。但学校本身提供给他们的东西，还是不多，因为他觉得大多数教授还是很保守。他说：“因为电影在中国一直是受到审查控制的。举个简单例子，93年的时候我想看很流行的美国电影，比如科波拉的《教父》（The  Godfather，1972）或《现代启示录》（1979），如果你不是导演，不是电影系学生，根本没办法看到这样的电影。所以我到了电影学院最大的收获就是那些以前只能在书里看到的电影，真的能在银幕上看到。在电影学院每星期有两个晚上可以看电影，星期二是中国电影，星期三是外国电影。所以在这四年里，我觉得我自己真正进入了电影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