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影，最吸引贾樟柯的只能是图书馆。特别使贾樟柯感到兴奋的就是学校里的图书馆，他是图书馆的常客，只要一到课余时间，就到图书馆去浏览钻研。

北影图书馆，是贾樟柯心目中的“精神圣殿”。图书馆装饰典雅，多种典籍、图书、报刊品种繁多，排列整齐，取阅方便。特别是收藏了许多香港、台湾出版的电影书籍，这使贾樟柯爱不释手，潜心钻研。只见他有时左右巡索，有时埋头伏案，有时目不旁瞬，有时奋笔疾书。在这里，使他真正浸润于知识的海洋里，有一种无限满足和心灵净化的感觉。　

在北影的四年，贾樟柯就是这样一头扎在书堆之中，如痴如醉地阅读，书海无边苦作舟，他如海绵吸水逐本逐本地阅读。他回忆说：“中国内地的电影理论很多都是些西方经典的翻译，如巴赞（Andr　 Bazin）、爱森斯坦（Sergei M. Eisenstein）的理论，后来有较新的当代理论，如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符号学。但是第一手介绍导演，还有导演访谈的书籍很少。那时候我在图书馆看到了《斯科塞斯论斯科塞斯》（Scorsese on Scorsese）、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雕刻时光》（Sculpturing in Time: Reflections on the Cinema），以及侯孝贤等人的访谈。这些书籍（当时）在中国内地都没有出版过，只有在这个图书馆能读到。我自己的兴趣在导演。我选电影文学系的唯一理由就是考那个系的人很少。我是想先进入这个学院，其他以后再说。因为那时候北京电影学院是个很热门的学校，竞争很激烈。而真正替我打开了一扇窗的，就是这些书籍和这些电影。”

贾樟柯后来回忆说：“在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个规矩，每个星期要看两部新的国产电影，在看这两部新国产电影过程里面看了两年，就开始逐渐有一种不满。这种逐渐的不满来自什么呢？就是当时中国的银幕上是看不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跟身影的，整个荧幕世界跟我们的生活是没有关系的，特别是对我们中小城市、县城农村长大的孩子，特别是对来自内陆有深厚文化的背景，但同时又在当代的发展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充满了困难的一些土地上的故事。在当时的电影里面是很难看到，时间长了，我就有了非常大的不满，因为我觉得实际上我选择电影，就是因为我自己个人的生活，长期的一种生活历练让我自己有一种表达的愿望，希望把我个人的生存经验能够通过电影呈现出来。”显然，电影界在这种状况，令贾樟柯不满，也给他动能，促使他“决定自己干”，他要把自己认为被银幕遮蔽掉的生活呈现出来，“这是我最初做电影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就是在争取话语权。”贾樟柯说。

不过，贾樟柯对母校的评价还是很中肯的，他觉得北影这所学校各方面还是比较宽松的，它鼓励学生朝不同的方向发展。于是他自己慢慢地想做导演，并尝试写剧本，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他当过很多次“枪手”，坐在自习教室里为别人赶写电视剧本。那时候他非常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可以挣一些钱补贴自己的短片制作。“我的剧作能力是写电视剧写出来的，所以我现在拍电影不用剧本。”他这样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