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电影是一件需要集体力量去完成的事情，我们只有三个人，很自然地想到要有一个组织，能够长期作为一个号召，吸引更多的朋友参加，尽量长久地做与电影有关的一些事情，哪怕是作为一个在一起谈论电影的组织也好。那天，贾樟柯、王宏伟和我想了很多名字，想给我们的小组起一个响亮点的名字。因为我们想拍贴近现实、平民化的电影，王宏伟提出两个创意，一个叫“大生产”、一个叫“东风”。我和老贾不同意，觉得太波普。最后，想出了“北京电影学院青年实验电影小组”这个名字。有了名号，下来就是寻找拍电影的机会了。

直到现在电影学院都有一种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的气氛，大家认为导演只能是导演系的同学才能够担任的职务，其它系的同学只能是他们的助手。这在一入学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也就是说导演系同学在入学时直至以后都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特别是在第五代的导演们获得成功之后，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教育被成功地证明以后，导演系就有了急切培养大师的渴望，不管对象是不是刚离开家的十七、八岁的孩子）。后来有一个导演系同学听说我们要拍片，对贾樟柯说：拍一个也好，拍过之后就会知道拍电影不是这么容易。他不例外地依旧是居高临下的口气，贾樟柯可能有一点生气，这也许是他成功以后在《南方周末》提出“业余电影”概念的原因。据说导演系老师对这种观点很不满，但我们都很高兴，知道他没有变，还在为大多数人表示--有拍电影的权利。

小组起初只有我们三个人，但对电影还是很狂热，最多的时候大家能够在一天中看七八部电影，然后就是对电影的好坏进行激烈的争论。我记得有一天夜晚，宿舍已经熄灯，贾樟柯突然冲进屋里，告诉我他找到电影节奏的最好的解释了，好像是引用让·雷诺阿的话，大概意思是：“电影就像是在一条河流里缓缓飘行的小船，在它顺流而下时，偶尔会碰到一支垂下的树枝，它会受到一下阻碍，接着继续向下游飘去，这就是电影的节奏。”王宏伟的兴趣在制片上，当时有一本介绍法斯宾德《爱比死亡更冷酷》一片制片情况的书，小王迷上了独立制片。他把这个概念带到了小组中来，以后我们一直跟别人讲，我们要搞的是独立制片。其实当时谁也对这个概念不太清楚，只是觉得“独立”两个字能代表我们。对我来说这段时间非常难忘，三个人互相鼓励，看了大量的书、大量的录像带，以后再也没有这样专注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