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单纯的电影语言探索，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对我来说，如何在自己的影片中形成新的电影形态，才是我真正的兴趣所在。因而，我有意将《小山回家》进行平面化、板块化的处理，在线性的情节发展中，形成杂志式的段落拼贴。在段与段、块与块的组合中，我似乎感觉到了那种编辑的快感，而编辑行为本身也诱发了对电影的反思。既然好莱坞利用流畅的剪接蒙骗观众，我倒不如使自己的剪接更主观一些。我们剪接使我不能隐瞒素材的断裂性和零散性，这正符合我的真实原则。

还记得1994年那个冬天，我们否决了许多诸如“大生产”、“前进”

等文词上的创意，将我们这个自发组成的群体命名为“青年实验电影小组”。我们喜欢它的平实，在这个平实的名字中，有我们喜欢的三个词语　　青年、实验、电影。

贾樟柯那时带了这部短片去北京的很多大学放映，比如北京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人民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然后跟大学生观众交流。

先是在一九九五年五月，在北京电影学院狭小的618宿舍开始了这一作品的首映式，那天来的人很多，连床的上铺都坐满了人。

片子放完以后，大家又都陷入沉默，可能实在没有什么参照系来评价它，它和以前见过的好的不好的学生作业都太不一样了。

打破这种沉默的是，贾樟柯的同屋王超，一个熟悉各种理论的老同学开始了他激情洋溢的讲演，只是好像和片子关系不是很大，他提到了波普艺术等等。

《小山回家》在电影学院受到的冷落，并没有让贾樟柯感到迷茫，他开始反省电影学院的环境，他想到外面的学校放一放。他说再难看的片子也应该放给别人看，他想看个究竟。小组其它的人付出了那么多努力，也不甘心。于是他们把北京大学作为巡回放映的第一站。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在北京大学电教中心，贾樟柯开始了首次校外放映。放映完毕后，大学生反应颇为强烈，双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学生们最爱提的问题是，为什么把一个民工（在大都市普遍存在但又很少有传媒真正关心的人）作为一部影片的主角？还有就是影片中包含着的大量社会流行文化信息也引起了他们的关注。在这里不像电影学院反应那样平淡了，有人非常喜欢，有人非常不喜欢。

总之，这部电影有了反应。这样的交流和争论很有意思，它使贾樟柯这个创作团队看清了拍《小山回家》的意义所在。他们无怨无悔，只是认为《小山回家》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普通人也应该是关注的焦点，哪怕他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而且电影更具有这方面的优势，它可以纪录他们生活的原生态，以谋求他们的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