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的目光所及，不再是自我放逐时的苦痛。在我们的视野中，每一个行走着的生命个体都能给我们一份真挚的感动，甚至一缕疏散的阳光，或者几声沉重呼吸。我们关注着身边的世界，体会着别人的苦痛，我 们用我们对于他们的关注表达关怀。我们不再像他们那样，回避生命的感伤，而直接寻找理性的辉光；我们也不再像他们那样，在摇滚乐的喧嚣声中低头凝望自己的影子，并且自我抚摸。我们将真诚地去体谅别人，从而在这个人心渐冷、信念失落的年代中努力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我们将把对于个体生命的尊重作为前提并且加以张扬。我们关注人的状况，进而关注社会的状况。我们还想文以载道，也想背负理想。我们忠实于事实，我们忠实于我们。

我们对自己承诺--我不修改。

因而，当我们将摄影机对准这座城市的时候，必然因为这样一种态度而变得自由，自信并且诚实。对我来说，获得态度比获得形式更为重要。想明白用什么方法拍电影和想明白用什么态度看世界永远不可分开，它使我获得叙事状态，进而确立影片的整体形态。无论《有一天，在北京》、《小山回家》

还是《嘟嘟》，我都愿意获得这样一种基础性的确立。这是谈话的条件，也是谈话的方式。

《小山回家》之所以要分解屏幕功能，使其集中体现多种媒体的特征，就是要揭示王小山以及我们自己的生存状态。在越来越飞速发展的传媒面前，人类的群体被各种各样的媒体包围进而瓦解，这也许就是人类越来越冷漠的原因。我们越来越缺乏自主的思考和面对面的交流，我们传达思想的方式已经被改变。人们习惯了和机器交流，习惯了在内心苦闷的时候去倾听“午夜情话”；习惯了在“焦急时刻”的时候去讨论社会；习惯了收看“名不虚传”后再去消费。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指标化和概念化，而这些指标和概念又有多少不是被传媒所指定的呢？从中央电视台不断开通的频道、到《北京青年报》不断扩大的版面，所有的这些都改变着人们。而来自安阳的王小山，便生活在这些被传媒改造过或改造着的人群之中。传媒的影响渗透到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而这一切，也便是主人公王小山大的处境。而另一方面，影片的部分段落之所以敢于将画面舍弃，而换之以广播剧式的方式演进情节，就是源于传媒发展后，广播所唤起人们对于听觉的重新注意。而影片之所以敢于同时舍弃声画而换之以中文电脑似的方式让观众直接阅读文字，也是源于人们对电脑形成的已有的阅读习惯。这样扩展到《小山回家》的其他方面，如文字报道、广告的渗入、《东方时空》式的剪辑，都使影片尽可能地综合已有的媒体形式，从而使观众在不断更换接受方式的同时，意识到此时此刻的接受行为，进而引起观众对于接受事实、对于传媒本身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