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德的声音被忽略，苏联的流亡分子发现他们甚至连表达的机会也没有，他们更直接、也更残酷的个人经历无人理睬。苏联的叛逃者鲍里斯·苏瓦林很难为自己的回忆作品找到一个西方出版商。法国作家马尔罗则在私下的谈话里说：“苏瓦林，我相信你和你的朋友是对的。但在这个阶段，别把我算进支持你的人。只有在你占上风时，我才会站在你一边。”

这是诚实，也是玩世不恭。这种情绪主宰了三四十年代的西方世界，从知识分子到公众。既然自由市场充满了动荡、资本家们贪婪无度，为什么不能创造一种计划体制，去统一分配社会财富？苏联正在创造新的民主制度，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再不受充满偏见的媒体左右，也不再受政客们操纵。

当重要知识分子纷纷前往苏联时，一些普通人也准备投奔幸福之地。一九三一年的前八个月，苏联驻纽约的贸易处收到了超过十万份移民申请，大萧条中的美国人想前往苏联工作与生活。这还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向外移民，申请者或多或少读过畅销一时的《新俄国的首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故事》，被其中描绘的苏联生活迷住了，那里没有失业与剥削。几千名美国人最终被苏联接纳了，当然，他们没有过上幸福的生活，大多在劳改地丢掉了性命。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苏联的态度是西方知识分子的坐标。为什么左派们能对苏联的罪恶保持长期的沉默？在精彩绝伦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中，雷蒙·阿隆试图给出答案。他追溯了左派神话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宗教式语言的诱惑力，还有法国知识分子对美国的矛盾心理。苏联的实验给予他们这样一种心理安慰——他们站在了法国大革命的光荣传统中，苏联正是这进步、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体现。对他们来说，苏联人的生活到底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股代表前进的历史动力。而现实的法国太令人不安，大革命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它再没有辉煌的时刻，而十年前还羞辱地臣服于纳粹德国之下。在对苏联的赞颂中，他们觉得融入了新的历史动力，内在的焦虑也减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