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随着赫鲁晓夫秘密演说的公开、匈牙利革命的爆发，苏联神话开始褪色，它至少失去了道德上的优越性，但它的诱惑犹在。

人们把错误推卸给具体的领导人，从未怀疑过共产主义制度本身是否有问题，每当西方遭遇危机时，他们对苏联的感情就开始复苏。

“在这个无知与健忘的土地，教训从未被吸取。”让—弗朗索瓦·勒维尔写道。这是七十年代中期的法国，知识分子再度对苏联充满幻想。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石油危机与经济停滞似乎再一次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苏联有丰富的石油储量，它比所有国家都生产了更多的钢铁、石油、水泥，甚至拖拉机，它的军事实力与美国不相上下，是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相信，苏联人会把军事技术转化到工业生产中，苏联可能最终超越资本主义。从智利到埃塞俄比亚，共产主义者在第三世界取得政权，苏联的全球影响力似乎也在提高。

让—弗朗索瓦·勒维尔发现，法国的知识分子再次重复了二十年前的萨特与阿隆之争。左派们似乎仍占据着上风，他们诅咒资本主义的衰退、社会不公、媒体的商品化、消费主义、军国主义，苏联的一切都是好的，甚至莫斯科的地铁票也不涨价，报纸上充斥了这样的标题——《社会主义：解决世界危机的唯一办法》。他们仍遵循着萨特的逻辑：首要任务是批判法国社会、资本主义，苏联仍是个美好的参照。

但苏联并没有他们想象的这样美好，它没有石油危机，却需要大量进口小麦。赞叹莫斯科地铁票从不涨价的巴黎人，不知道苏联的土豆价格一直在上涨。苏联在人造卫星、核弹头、战斗机、钢铁制造上表现出了不可阻挡的力量，却不能给自己的人民提供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它是一个“低度发展的超级大国”。它宣称人人平等，却创造了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它说代表无产阶级，但官僚系统才支配一切；它要全面地解放人，结果是对人的全面禁锢；它声称带来物质与精神世界的共同富足，却只创造一片荒原……

即使“国家富强”也没有人们表面看到的那样强大。关于共产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书籍与论文，曾充斥美国的学术与流行期刊，很多美国学者相信苏联有一种不同的模式。经济学家加尔文·B.胡佛在一九五七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代表了当时的流行情绪。他相信，苏联的统计数字并不全然值得信赖，但或许“集体式、专制的政权”能比自由市场的民主政体取得更快的经济增长，苏联有可能在七十年代超越美国。苏联的经济增长，基于它的政治动员能力，是建立在惊人的代价上的，为了给重工业提供资金，造成了农业的普遍萧条和大饥荒，数百万的流放者成为现代奴隶。它的长远代价同样惊人：环境遭到惊人破坏，几代人头脑陷入停滞，整个社会分崩离析，自私、冷漠与虚伪四处蔓延。历史上只有很少的时期，人的尊严受到如此践踏。这种成功也注定不可持续。

局外人不知道，或许也无法真相信这一切。西方报纸上充斥着危机的字眼和自我批评，它是多元社会的特征。但在苏联的公开信息上，读不到危机，只有成就与欢庆。代价可以轻易地原谅，未来总是一片光明，人们只能猜测这信息黑洞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很少有人真的意识到，这种体制已经难以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