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混乱、经济的崩溃、社会的压抑、个人的绝望，他们对这个真实的中国毫无感知。著名记者哈里斯·索尔斯伯里在一九七二年五月认定，“文革”的混乱已经结束了，一种新精神已经到来。比起他在苏联所见——年轻人盲目崇拜西方、追随西方的流行文化——中国人则表现出自尊，“他们站起来了。他们有自尊和尊严”。

你可以说，他们不是真正的中国专家，从未认真学习过中国的历史与政治，即使他们亲身到来了，也只是浮光掠影地旅行，旅程又是被精心安排的，没人会对他们敞开心扉，就像一位美国人所说，“中国的每一个人——从走出厨房来接受我们称赞的厨师一直到总理——说话时用的词汇完全一样”。这个惊心营造的中国，像是三十年代苏联的另一个翻版。

但那些真正的中国专家呢？西蒙·雷斯提到了韩素音与罗斯·特里尔。韩素音是半英半中的混血儿，见证了中日战争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熟识宋美龄、周恩来等重要人物。她用英文写作中国题材，是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在为世界描绘中国时，她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人类的大跃进”，并且促进经济发展；红卫兵则行为良好，富有民主观念；江青则尽其可能减少暴力的发生……

罗斯·特里尔则是一位公认的汉学家。他对中国的描述不仅在英语世界畅销一时，他的《毛泽东传》的中文版至今仍是同类题材中最受中国人欢迎的著作。西蒙·雷斯发现，罗斯·特里尔没有写出韩素音式的谎言，但他也从未揭示出中国的真相。他是个诙谐、经常也很敏锐的观察者，中国被它描绘成陌生和奇特之地，他不描写残酷、虚假和不公，更不对此作出道德判断。“有娱乐性，但不要富于争议；回避一切可能带来困扰、激起不安，或带来不愉快的话题；取悦每一个人。”西蒙·雷斯这样评价特里尔的风格。在他看来，特里尔的《毛泽东传》的献词再好不过地展现了这种风格：“献给在今日一些国家渴望的领袖天才，也同样献给那些想摆脱领袖的神秘感的普通人。”所有伤痛都在这献词中被一笔带过，领袖与人民都是对的，没人要为历史承担责任。倘若社会主义要求它的艺术家们删除作品灰色、负面的情绪，只表现斗志昂扬，罗斯·特里尔则进行了类似的自我审查。他的语调和结论总倾向于乐观，以至于忘记追问逻辑关系。在评价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时，他说新政权“养活了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工业产值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它取得了“三十年的社会进步”。即使我们不去追问大饥荒的真相，一个至今仍常被混淆的逻辑是——是世界这四分之一的人口自己养活了自己，也养活了这个政权，而不是倒过来。农民们在参加“忆苦思甜”活动时，自然地回到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们的记忆里没有比这更苦的时光了。它也不缘于“自然灾害”，而是狂热政策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