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眼中，法西斯政府是家族里的黑羊，它选择了错误的道路，背叛了文明，让文明蒙羞，而斯大林政权被视作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奇特生命：如果这些人愿意相互残杀，这是他们的事。”让—弗朗索瓦·勒维尔这样写道。他试图解释知识分子为何严厉谴责法西斯德国，却对共产主义苏联持宽容态度。

黑羊的比喻冷酷，却很可能是事实。俄国来自东方，人们认定一直被残暴所左右的传统。而比起斯拉夫人，中国才是真正的东方，它更遥远、神秘，更像另一个星球。尼克松就曾感慨，二十年来前往中国的美国人比前往月球的人还要少。所以，中国的残酷性，也更容易被接受。

西蒙·雷斯发现，尽管鲍若望的回忆录《毛的囚徒》、陈若曦的小说《尹县长》是对毛泽东时代真实的揭露，但它们没引起西方的重视，中国人正在遭遇的痛苦，淹没在中国的另一个形象中了。他们对中国的乐观判断基于这样的逻辑：中国真的不同，我们对它采用另一个衡量标准；中国有它的问题，我们也有自己的问题，我们无权去指责它。对暴力的崇拜、隔岸观火的快乐、廉价的东方主义，构成了这些中国崇拜者的内心。

西蒙·雷斯是那个年代的异类，他翻译过《论语》，沉醉于中国的山水画。一九五五年，他第一次来到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其激动不已。但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一九六七年，居住在香港的他看到了顺珠江漂流而来，又被海水冲到岸边的尸体——他们是广东武斗的丧命者。他与逃到香港的中国人交谈、阅读中文报纸，逐渐了解中国的真相。一九七二年，他作为外交官在北京生活了半年，这段经验肯定了他对于中国的判断。在其他的外来者纷纷感慨“中国的新精神”与“新的中国人”时，他说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是一项使地球上最聪明的人民沦为白痴的庞大工程”。他几年后出版的《中国的阴影》一书，像是中国文人画的疏离与乔治·奥威尔的犀利的混合体，压抑不住自己的愤怒。他的观点却受到西方左派的广泛质疑。

“很显然，它是反共的知识分子时尚，尤其是针对第三世界时，”一位美国学者投书《纽约书评》，他接着写道，“……这种欧洲知识分子的倾向至少可以上溯到黑格尔，他用东方专制主义形容中国。”

但一切可能并非这么简单。八十年代的汉学家热衷于与众不同的邓小平时代，只有西蒙·雷斯仍在强调“这个政权从未改变”。但在八十年代末的悲剧发生不久后的一篇文章中，西蒙·雷斯也预言说，不管有多么令人不安的事情发生过，西方的政客与商人们仍将迅速到来，以促进改革的名义，重新恢复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只要给他们足够多的时间，他们将及时治疗好这短暂的道德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