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河南内乡县老县衙的门楣上挂着一幅很不一般的横匾，写了六个字：天理国法人情。这比影视剧中的“明镜高悬”之类的高调现实得多，也实用得多。想参透我们的行政与决讼，只看这六个被高高挂起的大字就足够了。

天理指的是自然的法则。在缺乏母法的古代社会，法天式人是立法的唯一依据，所以来自最高当局的政令几乎都是以上天的名义发布的，这也是“奉天承运皇帝制曰”这一固定行文格式的基础。古人把天理排在第一位而把国法排在其后，有如今人把宪法排在第一位一样，是出于对一切立法之源的敬畏。天理是古人守法的出发点。在古人的意识里，“天理昭然”往往比“国法森严”更具有威慑力。这也是为什么在小民的口里，“天理何在”的使用频率远比“国法何在”为高。

人情，在古人的意识里，是天理在人世间的投射。中国传统观念认为，一个人最好的行为莫过于合于天道，人世间的一切行为也以“顺乎天”为完美。违天不祥，就连处决囚犯也要选择与大自然相对应的“秋杀”之季，“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

在一般人的意识里，森严的国法与温热的人情似乎天生矛盾。其实国法与人情的关系有如硬币的两面，一予人以雷霆之威，一予人以雨露之恩，两者缺一不可，舍弃任何一面，世事的学问便无从谈起。因为国法和人情都是“法天式人”的司法价值和司法精神的体现。

所以古人决讼，参考的因素远比今人复杂，既不能“有伤天和”，又不能“有违人情”，两面的委屈只好留给夹在中间的国法了。

因为人情远比公义重要，所以小百姓的维权往往不是寻理，即考虑在法理上战胜对方，而是寻求关系，希望能在人脉上取得优势。

我们宁肯相信后者，也不寄望于前者。因为掌握公权力的官吏即使如我们所希冀的那样公正廉明，也是我们无法把握的。唯有过硬的关系，才可教人放心。

《红楼梦》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说的是薛蟠伤人的命案。冯家出了人命案，遵循正常的法律渠道，得来的结果却是投告无门。这也是弱势人群需要面对的普遍结果。故事的转折在于贾雨村的出现。冯家盼到了新官上任，一切似乎又有了回到正常司法轨道的可能。苦主家得到一次出头的机会，领导也颇有一副秉公而断的气魄。书上说，贾雨村立刻发签，要将凶犯族人拿来拷问。问案至此，贾雨村尚无徇私之心。被门子拦下后，贾雨村听他细说了这并无难断之处的官司。原本案情昭然的案子一拖一年，无人敢接手，可见官司的输赢并不靠案情说话，而恰恰在于门子所谓的“情分面上”。接下来的发展，又走了“因私而废法”的老路。贾雨村对事情心知肚明，足证古往今来所有“因私而废公”的枉法之徒，心里并非没有是非、公义之念，只是这些念头敌不过利害关系，公义敌不过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