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召开了中共“十大”。虽然毛泽东出席主持了大会，却是他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因病情加重没有亲自讲话的党的代表大会。毛在大会闭幕时无法起身，要等到代表们离开大会堂之后他才离去，以免让人看出他的行动已是多么不便。他仍保留着决定大方向和重要人事任免的权力，但是由于他的病情，代表们不可能不想到接班问题。按照惯例在大会之后立刻召开的宣布人事任免的一中全会，也因健康不济，毛泽东宣布缺席。从此后，毛不再参加任何中央全会。

时年38岁的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平步青云，向国内外的政治领袖们表明了毛泽东已选定他作为接替自己的中共首脑的主要候选人。王洪文的重要地位在两个月前他被任命为选举筹备委员会主任时业已凸显，因为新的中央委员都要由这个机构提名。他还被委派准备新党章，在大会上作有关新党章的报告，这曾是邓小平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负责的工作，当时他也是准备接毛泽东党的领袖的班的最有前途的候选人。在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又被任命为党的副主席，排名仅在毛、周之后。其他领导人以及外国的外交官和媒体也开始把他视为毛泽东最可能的接班人。

邓小平在中共“十大”上的角色无法与王洪文相比。他重新当选中央委员，但并没有扮演领导角色。“十大”的目的是为了在林彪死后组成新的领导班子和清除林彪余党，因此与正常的党代会相比开得十分匆忙。大会不像1956年的“八大”那样对所讨论的问题做了全面总结，甚至也不如林彪扮演主角的“九大”。与为期24天的“九大”相比，“十大”的会期只有5天，王洪文和周恩来在会上作了两个重要报告，时间加在一起也不到一小时，大大短于中共党代会上通常的报告。这次大会推出了新的领导成员，象征着林彪时代的结束，但并没有提出新的纲领。大会集中在三个议题上：批判林彪、林彪倒台后的清查运动和1973年的经济计划。周恩来的政治报告中有将近一半内容是批林的，经济计划没有谈到具体内容，因为当时的经济仍处于一片混乱，领导层也无暇为当时的五年计划中还剩下的两年——1974和1975年——做出具体部署。

“十大”最重要的变化也许是很多老干部重新回到中央委员会，在邓小平于1973年底掌握了更大权力时，他们将为其提供重要的支持。他们取代了很多在林彪主导的“九大”上提拔进来的军队干部。在新的中央委员会191名委员中，有40人是“文革”期间受过批判又重新工作的老干部。经毛泽东同意回来工作的人中有副总理谭震林，他在淮海战役期间是邓小平领导下的总前委的指挥员之一，曾在1967年2月毅然站出来批评“文革”；这些人中还有王震和邓小平。邓小平过去仅被允许陪同会见外宾，但从7月中旬他开始参与会谈。

毛泽东决定提拔王洪文这个既年轻又无经验的造反派头头，老干部们很生气。8月21日“十大”前夕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老干部们斗胆提出了反对任命王洪文的意见。许世友将军表达了不太敢说话的老干部们的心声，他说，有周恩来一个副主席就够了。受到压力后他又改口说，可以再加上康生和叶帅。不过毛泽东最后还是坚持己见，任命了王洪文。“文革”期间曾在选择要批斗的老干部方面起过阴险作用的康生也得到了任命。不过，另外两个副主席，周恩来和叶剑英元帅，则是既富有经验又立场温和的领导人。

虽然让周恩来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起草报告的却是江青的两个支持者张春桥和姚文元，“九大”的重要文件也是由他们起草的。因此，大会文件虽然批判林彪，但基本肯定了林彪掌权时的“九大”所取得的“左”倾成果。事实上，“十大”之后的政治局成员仍然受到激进派的控制。“十大”后的21名新政治局委员中有4个激进派——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他们虽然不是一个一起工作的小团体，但有着相似的观点，后来变成了臭名昭著的“四人帮”。政治局的另一些成员，包括吴德、陈锡联和纪登奎，虽然算不上激进，却倾向于左派。毛泽东想用“群众代表”——农民和工人代表——平衡那些回到中央委员会的老干部，尽管他承认“他们的思想水平低一些”，但可以依靠群众代表去支持主张继续革命的激进派。

邓小平有了新的职务，但并没有为他指派具体工作。不过敏锐的政治观察家看得清楚，毛泽东已开始考虑让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工作。他派他们一起出去视察，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相互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