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抗击“非典”那段时间正是小学二年级，我记得空中课堂、成叠的口罩和“嗤之以鼻”的84 消毒液，永远不会忘掉的则是写日记的养成。“循循善诱”这词形容我爸对我的培养很是贴切。和老爸在一起，很生活，因为一块石子都是那么有品头儿，一条新闻都是那样有话聊……总之，“每天都写一点儿，我女儿肯定写得好，爸爸等着看”，他天天哄着我记日记。从故意坐在梳妆台前，竖起耳朵留给电视，零食常相伴随下“写就”的三行拼音，到六年级，再忙再懒也在他每天“写点儿吧”的“强迫建议”下，不得不提着本子写呀写，再到现在为写作一坐下就是小半天，刹不住笔杆子。爸爸悄悄整理，2005年周有光老人题写书名的《格格日记》竟近三十万字，已有模有样地拼读了我的童年。

除了“写点儿”，还有一件有年头的事——“说两句”。

自小，爸爸愿意、也常常要求我随他参加各种活动。十年不变的是，他必定会在团结大局的某一时刻“叫停”全桌——“来格格说两句”。节日祝福，祝酒，谈论话题，唠家常……人们围坐着一张饭桌就是围绕着天南海北的话题，而我在其间从无话可说、有话直说，到恰如其分地说、精益求精地说，到自然而然地说，不经意地慢慢蜕变。我曾多次为他总叫我在饭桌前发言而生气，一个孩子干嘛总得在大人的场合，尤其是那种气场下说话？！大多数孩子边吃边发短信边应付“饭桌文化”就够了。无奈，我倒也渐渐理解他，去就去了。“说两句”的好处就在于有特定环境、对象，话不是日常顺口说，而是要或多或少地组织逻辑、结构、用词，是对语言之于想法的表达训练。

打小是经常烦“写点儿”和“说两句”的，可是现在想想，记日记的笔，雕刻了童年，塑造了从真实的心灵输出文字的构架；说两句的沙，堆积了语言细腻、丰富的形态。于我更珍贵的，是常常思考的习惯，试着理解的态度。这是爸爸有意或无意间酿造的一壶酒，时间久点儿，香气沉点儿，他乐呵点儿。

小小的事儿厚实、延展，就会和生命相依，跟“主持”的关联倒在其次了。

三

那个高大挺拔的汉子身着一身蓝色西服大步迈进来，脸色黑黄，看起来休息不够，可眼神亮堂，轻轻看过屋里的每一个人，随后问好：“大家好，抱歉来晚了。”他洪亮的声音比在电视上听还要浑厚有力。——朱军老师来了！

2009 年9 月，我同朱军老师主持教师节颁奖典礼。

他上午还在外地工作，乘飞机赶回北京直奔北大百年讲堂，进屋时离颁奖典礼开始不到一小时，化妆师正给我化妆。导演告诉他，“这就是和你合作的小主持，初中学生，李一格。”他走过来和我问好，“小姑娘长得就漂亮，哪里用化妆。”大家都笑了，化妆师也不好意思地连说“是，是”。

他拿起主持词坐下来，通篇浏览，嘴里一边念着，身体向后仰打了个哈欠。连好好休息一下的空当也没有，真是很辛苦，我心里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