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先生告诉我，他说做人要规矩，写小说要调皮，不调皮怎么能写成小说呢？说得把我心里一个从1953年到1979 年这么长过程的谜解开了。我跟沈先生就是有这么一点关系，受他的影响。此后每年我出差只要到北京，都去探望他，看他在做什么工作。他给我讲解一些重要展览，带我去听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在政协礼堂里听的，罗尔纲是他的学生。那时候最时髦讲解政治斗争，讲农民运动、农民革命。听完了以后，他说我们都是来听天书的。

哈哈！还有一次是1954 年或1955 年，敦煌在人民文化宫展览，做一些假的洞窟，把临摹的壁画贴在里面展览。那个时候沈先生给彭真这些老同志当讲解员。我去了以后，又陪我专门看了一次。我很感动，我看到他就是对工农兵讲解，也是充满了热情，对那些领导人也不格外说，像对领导人这些尊贵的人没有格外的敬意，一样，都是那么充满热情。但是讲解深度不一样。给那些高级领导人能讲到历史上的国家大事去，他们主持国家政务的人能够领会得到，能讲得到这些问题，包含着治理国家的许多喻意；跟我们讲，深入浅出；给普通工人讲，也可以讲得很白话。沈先生他一生都是这样。特别是对年青人，那些做工艺美术，或者电影，或者戏剧，需要古代服装花纹、道具这些东西的时候，他都充满热心给他们讲，人送走后，再写一封十几页的信，可以叫人更明白知道那些内容，因为他那湘西的口音，他也怕别人听不懂。他讲到忘神的时候，声音就非常低，美极啦，美极啦，充满了丝丝的热情，赞美劳动，赞美生命。

（摘自张婉仪女士整理的王孖先生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