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 年夏的一天，沈先生又带我到历史博物馆，在二楼美工组那走廊似的工作室，看见一个人正在画诸葛亮像，先生过来他没有言声，先生就说：“不要照这刻本上摹，这巾不大对。你是代表国家博物馆在画，要研究一下当时‘纶巾’的式样……”不料，那人说：“你不要在这指指点点，你那套行不通了！”那人背靠旧沙发，翘着二郎腿上下抖动着，夹着香烟的左手冲沈先生边点戳着边说……一幅桀骜不驯的模样。先生气得面红耳赤，我搀扶他的手觉得他在发抖。先生无言地盯视着那人。看着那副玩世不恭的冷面，我拖着先生朝前走：“您怎能跟这不懂事的人真生气，他是谁呀？”

“范曾。”

这就是我和范曾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我知道当年因他的狂傲得罪了叶浅予先生，毕业分配被发往边寨。他为了前途，用心用信，使得从不求人的沈先生为了美院的这名毕业生，找美院朱丹（原中央美院院长）和叶浅予（原中央美院国画系主任）这些老友求情，未果，借总理批示服饰图录课题，要范曾和夫人边宝华到自己身边协助工作，最后历博费尽周折地终于把他调给了沈先生，范曾和夫人边宝华留在了京城。与范曾晤面目睹的那场面，我痛彻地感觉他就像我儿时即知道的向东郭先生求救的那条中山狼。我为先生委屈，我看着先生多日都恢复不过来的情绪难过。迫于某些缘故，范曾在文章上辩解说没有这回事。“文革”那段不正常时段过后，他也跟人讲过：我和沈先生只是思想认识的分歧……但无论怎样，也抹不去沈先生心头的阴影，他再不愿提这个人。我佩服范先生的聪明和才学，但总也挥不去他当面羞辱沈先生的恶劣影像。借这篇小文我替沈先生述说这个经历，为鸣不平。人在任何时候有些事情都是不该忘却的。

我因办理工作调动认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刘仰峤先生（原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在交往中，我和王孖先生经常选一些沈先生研究的各种物质文化史小专题给他介绍，譬如“扇子的发展与衍进”“熊经鸟申”“狮子在中国”……仰峤先生尤其感兴趣的是，西汉医学家华佗所倡导的人摹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和姿态来活动，以增强体质、防治疾病的“五禽戏”。这种健身导引术，即吐故纳新的“熊经”，反映在西汉壁画、画像石、铜镜、金银错器物上，沈先生通过对这些“熊”的各种姿态排列进行比较研究，具体形象地介绍了这种古代的体育文化。记得仰峤先生边看边有兴致地摹仿，说：“像太极拳，这研究太重要了，有意义……”这样，自1975 年始，他逐渐知道了沈先生工作境遇的不利以及沈先生所开展的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所以越来越关心，后来留下了沈先生部分研究专题图文，要正式和胡乔木（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谈谈，看能不能设法给创造工作条件。时值“文革”末期，社科院的科研条件也困难，“先请菩萨后立庙”是当时社科院发掘优秀科研人员的抢救人才政策。终于，1978 年，沈从文先生正式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刘仰峤二位领导让沈先生提出工作要求和生活上的困难，院里可以帮忙解决，沈先生只提了两条：

一、望将王孖、王亚蓉调到身边协助工作；

二、找个地方集中整理出版周总理嘱编的《古代服饰图录》（这是在历史博物馆时的定名）。

沈先生对自己家中因“文革”遭遇的种种困难只字不提。他曾说过：“个人的小事怎能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