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耐烦！认真！”“一切不孤立，凡事有联系。”“为人民服务！古为今用。”这就是一开始直到最后，沈先生教诲我们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本着这种原则，先生在物质文化史的研究领域贡献非凡。凭着对古代文献和杂书笔记的功底，凭着曾过目的几十万件丝绸、玉器、雕琢之骨、角、牙器……的排列比较，沈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即已开始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并有许多预见性推论，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有许多不断地被新出土的文物而证实。譬如，1958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时，沈先生在历博看到一堆带孔的小方玉片，据他推测这是汉代服饰的一种，应是金缕玉衣。这种葬服二十多年后在河北满城考古发掘中真挖出来了，跟他推测的一样。

再如，关于玻璃的问题，他始终坚持中国有玻璃，他不是凭空说的，根据出土的琉璃和釉陶，推测中国应该有。中国的陶瓷那么早，给冶金提供了高温技术，高温下有机的无机的矿石，有机的东西化合了，以后釉陶的生产发展起来了。沈先生认为，中国有生产平板玻璃的条件，但为什么没发展起来呢？是因为中国的纸张太好了，丝绸太好了，用它们糊窗户透明度够了，保温性和透气性都好，而且方便得很。这些东西的应用发展限制了平板玻璃的形成。沈先生在1962 年就发表了他这个看法。原来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长认为玻璃是西方传过来的，中国有没有得挖到才算。这两位好朋友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争论的，夏先生是考古专家，治学态度是：不是挖到的东西，传世的东西不算数；沈先生不同一点，他总是有依据地综合性地推论，认为这个东西应该有。后来随着考古研究领域的研究手段不断进步，对中西方玻璃的化学分析夏所长也改变了看法，化学分析中国的琉璃，玻璃含铅较高，是铅玻璃为主体，这是与冶金技术相关的；外国的玻璃是钠玻璃，完全是两条发展系统。

还有关于织金织物，从传世和出土文物系统看，原来较一致的意见是始于宋元，沈先生20世纪60年代《谈织金锦》就已讲到，织金锦应始于汉唐，果然1987年我们参加唐代法门寺地宫发掘，即出土有武则天供奉给释迦牟尼的织金锦袈裟，纬线全是捻金丝，捻金线的直径的投影宽只有0.1毫米，且含金量很高，纺织制造技术已达到极高的水平。新出土的文物，再次证实了沈先生的推断。当时我和王孖赶忙第一时间向他表示了祝贺。

提到沈先生和夏先生，这对朋友很有意思。在学术上他们互相关注着，彼此的文章都能熟记。夏先生比沈先生年轻，有时去看望沈先生，我遇到过他们的会面。夏先生一口极不易懂的温州普通话，沈先生只会讲湘西话，他们两人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哈哈笑着，快乐无比。夏先生走后，我问沈先生：“您听懂夏先生说的什么吗？”“听不懂！”两位老先生就是这样的心神交汇。有一次夏先生的话沈先生可是听懂了，那是沈先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两年后。有一天沈先生告诉我：“夏先生刚刚走，他不高兴了．他来了就跟我说，沈先生你不够朋友！你挖走了王亚蓉，还要挖王孖。说完就走了。”当时院里同意沈先生提出的调我和王孖给他做助手，考古所是先把我调给了沈先生，王孖算借调工作。因工作关系不顺有许多不便之处，在王孖的坚持下，隔了很长时间他才正式调进历史所。但实际上，王孖也是1978 年正式在历史所跟沈先生一起工作的，耽搁调动只是夏先生舍不得放。不得不放时，才跑到老朋友那儿发两句牢骚。

他几十年一贯倡导文物研究要为生产服务, 从20 世纪50 年代他自己携故宫精美丝绸文物下江南给都锦生（杭州著名织锦厂家）等织锦生产厂展讲，给中央美院、中央工艺美院学生讲课。亲自指导烧制建国瓷，指导景德镇的陶瓷设计。一代一代对青年人培养提携。沈先生八十寿辰，中国社会科学院胡绳院长到家祝寿时，进门就告诉他：“沈先生，你还是我上北京大学的保人呢！”“我不记得啦！”原来几十年前沈先生帮助过的共产党人，我们院长就是其一。

（摘自王亚蓉先生《回忆沈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