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对卦义及其对应关系的诠释进路。这一点虽然跟《易经》在卜筮活动中的应用特别相关，但我们也可以看到诠释进路对中国哲学有更广泛的重要意义。例如，中国哲学反对萦心于普遍有效的规范或真理。这不是说中国哲学不讲原则或价值，而是说中国哲学更愿意认为规范或真理本身只有初步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如何根据相关的环境要素进行调整或修正。至于在特定的环境之下哪些是相关要素，则要因时而异，待解释而定。在众多文本所反映的思想家看法之中，我们不难看到它们关注日常生活的具体性、情境性以及实践性。由此，我们可以注意中国哲学在反思和学问方面的独特性：涵泳不同作者的洞见，解释之，并将之应用于身边的情境之中。实际上，这种让前贤洞见变得合乎时宜的办法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广为应用，但同时人们对它也颇有争议。

（6）恒变与常动。这一特点与上面一点相关。上面一点强调了诠释相应于情境要素的开放性，而这里则着意于变易的不可避免性，甚至其迫切性。《易经》所呈现的态度是预期变化，并探寻未雨绸缪、应对变化的办法。早期思想家对社会-政治动荡所引发的社会层面的恒常变易有敏锐的觉察。不同的思想流派百家争鸣，但彼此间又存在共识：匡正时弊的规范和理想必须适应新情境下的不同需要。诸家之中，唯有早期儒家（荀子例外，虽然他是儒家）孜孜于崇古。

（7）判断对行为的指导性。人们试图找出卓有成效的行事方法，这样的愿望推动了卜筮的产生。不仅《易经》，而且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哲学都有讲究实用的明显取向。以改善伦理与政治状况为指向，早期思想家对这些领域中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广泛思考。在很多方面，中国早期思想家的内驱力来自矫正社会的迫切需要。就此而言，辩者不断遭受批评，因为他们沉湎于为辩而辩，对实在的生活方式毫无现实意义可言。不过，我们将会看到，即使是辩者关于语言的争辩、关于语词及复合语词的意义的争辩，也都源自现实的关切。关切现实事务的倾向在各家讨论基本方略时表现得最为清晰。儒家的基本方略是处理与他者的关系，培养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而有意义地生活的技艺。道家强调无为，讲究顺而不逆；也有一些道家信徒热衷于发展有利于延年益寿的宗教技艺或炼金术。法家的政治方略明确赞成君主驾御臣民。也有一些诸如《孙子兵法》那样的讨论军事方略的文本。另外值得注意的还有，中国哲学关注修身，大批思想家津津乐道于道德修养、身体健康、超人的技艺，以及精神上的满足与心理上的安宁。

这里所简述的《易经》哲学的七个要素，本书后面还会对它们进行更加细致的讨论。现在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中国传统哲学运思的若干特征。